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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缺乏罪犯自己可受益的任何动机,从而使这一事件带上典型的怨恨特征。
在众多的诬蔑诽谤案件中,怨恨常常起着不小的作用。
迄今为止,全部人类历史所包含的人类活动的诸类型中,都存在着巨大的怨恨危险,这一危险对于士兵最小,对于祭司一类人则最大——正如尼采恰切地指出的那样(但他由此引出的反对宗教道德的结论是完全不对的)。
这些论点不是没有根据。
至少就意向而言,祭司类型的人并不依仗世俗的权力手段就代表着世俗权力手段的根本弱点,但是作为一种实在建制的仆人,他们与hiosus[虔敬者]的区别又极其分明,因为他们被卷进了世俗的党派斗争,注定要比其他任何人更坚决地至少在外表上控制自己的**(比如报复**、愤怒**、仇恨**),随时随地体现并代表“和平”
原则。
作为这种类型的人,尽管他有自己的个性、民族性和其他特性,“祭司”
这种职分本身已决定了该职分的此在条件是独特的,决定了他在相同情况下面临比其他任何类型的人更容易遭到潜移默化地受怨恨毒害的危险。
典型的“祭司政策”
是不通过斗争而是经过磨难去取得胜利的政策,确切说:他的磨难观在那些通过他而相信或笃信自己灵魂已同上帝相通的人身上引发出对付敌手的对抗力,而他便通过这种对抗力去取得胜利。
这种政策也是由怨恨激发出来的。
因为,即便在真正的殉教中没有哪怕一丝怨恨,祭司政策的这种在政治上听命于人的虚假殉教(Smaityrium)完全受这一心态引导。
只有当祭司与虔敬者合而为一之时,这一危险才被彻底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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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工人阶层还没有受到某些“领袖”
人物的感染,那么,在当前,怨恨所起的当今社会的主要作用在工人阶层内部就远比在日薄西山的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和下属官吏内部小得多。
不过,本文并不打算更为详细地研讨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
最后,我还把“变节者”
这一类型和(在更小程度上)“浪漫的”
心态或甚至该状态的本质特点之一,称作怨恨之人的两个特殊“精神”
亚类。
一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偶尔大幅度改变自己坚信不疑的宗教信仰或其他(政治、法律、哲学)的深层信仰,或者,这种情况不是连续不断地,而是突然而断续地发生,那么,这样的人不应当被称为“变节者”
。
“变节者”
应是这样的人:其新的信仰从精神上讲并非是该信仰的积极意涵,他在生活中不去实现与此意涵相应的目的,只生活在反旧信仰的斗争之中,只为了否定旧信仰而生活。
他之所以赞同新意涵,仅只因为这是从他的过去精神中延续下来的报复行动链中的一环;精神的过去确实像网一样把他缠住了,与之相对的新事物只起着关系网上的一个网眼的作用;他就从这一网眼去否定旧事物,批驳旧事物。
所以,作为宗教类型的“变节者”
与“重生者”
截然不同。
对于“重生者”
,新的信理和相应于新信理的新生活核心过程本身,是有意义、富有价值的。
尼采恰切地强调说,德尔图良[24]的《论观照》第29章里的一段话(见《道德的谱系》第49页)是这种变节者怨恨的极端表达;照这段话的说法,天堂里的人享有极乐,而极乐的一个主要源泉,应该在于他们看见罗马的代理执政官在地狱里遭受火焚之苦。
德尔图良的“正因为不可信,才信仰,正因为不可能,才确信——之所以信仰,因为它荒谬”
(《论基督的肉身》,ctr.5;praeser.7)这句话把他捍卫基督教的方法——其实是对古典价值的报复的一种继续——总结得实在精辟,是他的变节怨恨的一个典型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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