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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种情形下，对青年时代的“折磨人的”
回忆将消退，或反过来，避免因这一回忆而产生的少年时代之理解能力产生作用；同时，还存在否定早年的特有价值的倾向。
所以，毫不奇怪，在一切时代，“年轻一代”
都得与老一代的怨恨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
不过，这种怨恨之源也受制于一种广泛的历史变迁。
在尚未发展的文化关系中，年龄本身因其维持经验和生活而享有一种评价和敬畏，而评价和敬畏本身适宜于抑制怨恨的产生。
但是，教育通过书刊印刷、简易教育手段的专门化制度等而越日益聚积、越取代生活经验的优势，老年人眼见自己在地位、工作、职业等方面越容易受青年人的排挤，[21]老一代在青年一代面前便越发从支配者地位被挤到防卫地位。
一方面，各种领域的“进步”
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时尚变迁力求包罗价值越来越高的领域，直至科学和艺术——越是如此，老年人就越不可能跟上青年人，“新事物”
本身的评价就越有力。
如果一代人的生活欲望日趋强烈，并与此变迁相应，如果代代相传的整个顺序在消除代与代之间隔阂的统一事业上的共同作用被代与代之间的争胜欲和竞争取代，那么，上述情况便更加如此。
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第115页上写道：
中世纪的每一个城堡、每一幢议院、每一所修道院、每一座大教堂都在展示证据——消除个人的人生各时期的隔阂的证据：所有相信永生的人们一代又一代为消除隔阂而努力。
自从个人逾越个人的社团以后，个人的有生之年就变成个人的享乐尺度。
所以，桑巴特为这种速度不断加快的营建提供了一系列证据。
与此相应，是随民主运动的进步而来的日趋频繁的政权易手。
[22]议会中居支配地位的政党的每一次变换，部长的每一次更换，把原则上对占统治地位的新政权的价值持反对态度的一支或大或小的反对派排挤掉了；反对派越感到无力重新夺回失去了的位置，就越陷入怨恨。
“退休官员”
及其仆从正是形象鲜明的怨恨身影。
连俾斯麦最终也没有完全逃脱这一危险。
此外，婚姻和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某些典型关系，也构成了各种类型的怨恨的丰富源泉。
在这里，尤其是与其说可笑，毋宁说可悲的“岳母”
或“婆婆”
的形象——首先是婆婆：在她身上，母亲与爱子的性别差异使关系更加复杂。
即便并无嫉恨的煎熬，也得忍受这种情形：儿子是自己一生下来就爱着的，对他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自己一直完全占有着儿子回报的爱，而现在，儿子的爱突然转向，献给了另一个人，而且还是女性，就是说，与自己性别相同的人，这另一位女人从未为这个母亲所爱的对象做过什么，她竟然觉得自己有资格提出一切要求；而且，婆婆对这一切还得如此去忍受：要表现出自己高兴、衷心祝贺，甚至还应该用爱去迎接这个新成员——连魔鬼为了考验一个英雄也想不出比这更绝的境况了。
因而，婆婆在各民族的故事、传说、民歌中都被描绘成一个奸诈凶恶的形象，便毫不奇怪了。
与此类似：后出世的孩子对长子、上了点年纪的妻子对尚属年轻的丈夫，以及其他类似情况。
肤浅的目光最容易在罪犯一类人之中去寻找怨恨；然而，罪犯一般而言是没有怨恨的。
罪犯基本上是一种主动类型的人——仅言一点就说明罪犯没有怨恨。
他并没有抑制他的仇恨、他的报复心、他的嫉妒、他的占有欲，而是让它们在犯罪活动中释放出去。
某些亚犯罪型的特征是道地的恶意犯罪，就是说，这种罪犯从自己的行动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目的只在伤害别人；另一方面，这些亚型犯罪只要求最低限度的行动和风险。
只有在这些亚犯罪型中，怨恨才作为犯罪心理结构的基本特征而存在。
这里，纵火犯只要在其行动方式上没有受到观火（罕见的）病理刺激，没有受想将一笔保险金弄到手这一获取欲动机的支配，恐怕就可以被看作这些类型中最典型的。
这一类型具有与众不同的固定特征。
这种人大多寡言、怕人、有礼、极端厌恶一切酗酒之类的**行为，其犯罪动机几乎总是成年累月积蓄起来的报复冲动或妒嫉冲动的猛然爆发，比如，长期以来把邻居的美丽农家大院看在眼里，将自我感觉压在心中且压力不断增长——于是采取犯罪行动。
新近出现了犯罪性的阶级怨恨的表现形式，数量极多，这些形式也属上述类别。
比如说，1912年在柏林地区发生的危害汽车乘客的犯罪事件。
这一事件的情形是：夜幕降临，一根结实的钢丝绳紧紧横绷在城郊公路两旁的两棵大树之间，当客车由此开过，车上乘客的脑袋必被钢丝绳勒下来，谁将成为牺牲品，事前并不清楚，只可定为某些“乘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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