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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既不存在对他人欢乐和悲伤的感觉意向，也没有参与后者的体验。
传感的特点毋宁说，它只是发生在诸感情状态，即情绪之间，它并不以对他人欢乐的认知为前提。
所以，举例来说——一个人可能只是事后才察觉到，他在自己身上所感受到的哀伤，是因为他在数小时前参加的一次聚会上受到传感而产生的。
在哀伤本身之中并没有证明其由来的东西；只是通过推论和原因上的思考才弄清楚了它的来由。
受到这种传感并不绝对需要他人的感情体验。
在这个意义上，附丽于自然对象或者某种“环境”
并因之而产生的一些感情的客观品质，诸如春日风光的欢快气氛、阴雨天气的昏黑低沉、居室的简陋等，都可能使我们的情绪受到传感。
[10]
传感过程的发生具有任意性，它的固有特点在于它一再返回其出发点的倾向性，以至于有关的情感通过表情和模仿的中介再次产生传感，从而使传感着的情感加剧，后者又产生传感，依次类推、永无休止。
在一切群体兴奋的状态之中，包括所谓“公众”
舆论的形成过程，尤其如此。
相互影响的传感之相互性造成了情感总体运动的膨胀和下述特殊情形：行动着的“群体”
轻易地超越所有个体的意向，做着没有任何人“愿意”
和“对之负责”
的事情。
实际上，正是传感过程本身从自身产生了超越一切个体意向的目的。
[11]尽管传感过程不仅是“不由自主的”
，它也是“无意识的”
（愈是明显便愈是如此），因为我们由此而陷入这种状态，却又不知道这是由此而发生的，但过程本身却又可能有利于自觉意愿的形成。
比如，在寻求“排遣”
时便会发生这种情形，因为我们并非出于“兴致”
，而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排遣”
而进入一个“欢乐的聚会”
，或者参加一场喜庆活动的；我们期待着在这里受到传感，期待着聚会的欢乐将我们“裹挟而去”
。
显然，我们只是期待着受到传感，只是寻求我们自己的欢乐。
正如有人所说的，我们“乐于在自己周围看到一张张欢乐的笑脸”
，而并不愿意共同欢乐。
另一方面，可能受到传感的意识也造成了对传感的特殊恐惧，诸如当某人避开伤心之地或者设法将悲伤景象排除于自己体验范围之外而避免看到这景象时，便会产生这种恐惧感。
这种感情感染与同感绝无任何关系，这应是极易于理解的，人们无须予以强调。
然而，一些重要作者的错误却迫使我们对此不得不再加说明。
例如，斯宾塞（在某些方面也包括达尔文）就同感的产生所作的整个详尽论述，几乎完全是重蹈混淆同感和感情传感的覆辙。
他们总希望从群体风尚和高等动物的群体意识中推导出同感，从而造成了根本性的混淆。
而且，这是他们一再重犯的错误。
正是由于整个思维方向的错误，所以尼采——从反面来看——以同感的这种错误概念为前提得出的同感，尤其对同悲的评价完全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这里，我从他为反对同悲而作的冗长论述中援引一段话，以见其一斑：
悲伤本身通过同悲而变得具有传感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因此而全部丧失生命和生命力量，这种损失与原因的量处于某种荒诞比例之中（——如拿萨勒人之死）。
这种抑郁性和具有传感性的本能使以维护和提高生命价值为目的的本能互相交叉：它作为苦难的乘数和所有苦难的保存者，同样也是加速堕落、加速颓废的主要工具。
（《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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