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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同他“谈话”
，意味着我们在询问这一“社会自我”
、在同这一“社会自我”
聊天。
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都停留于这种认识，只有极少数人感到需要穿透这层幕。
甚至在回忆一个人时，闪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也大多是社会——我们当初看见他时的那种社会环境，而他也只是该社会的“份子”
。
在所谓“大人物”
那里，取代社会自我的是一种多少具神话式的形象，这是历史本身的作用造成的，个体的灵魂在这一形象背后差不多完全消失了。
在个人、民族、职业等方面，“社会自我”
中的生活尺度自然大小不一，相距悬殊。
比如，同德国人相比，法国人惯于更多地在“社会自我”
中生活；而德国人在这方面又胜于俄国人。
一般说来，“社会自我”
中的生活通过高度的暗示性而获得一种病态的高涨；在个人对明星式人物的形象中，或在个人对医生的形象中，“社会自我”
中的生活在神经症方面病态地高涨。
所以，才有情感过程和行动对“旁观者”
或某一旁观者的在场与不在场极度上升的依赖性；才有寻求引人注目的行为；才有为了适应社会和观者而放弃通过自作自受招致痛苦或快乐的自我保存倾向，其办法是：“我父亲才会干这事……他怎么不给我买手套!”
为了“旁观者”
的目的（这些目的本身富有价值）是放弃生命、健康、荣誉时大谈伦理的牺牲能力，而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牺牲”
，这就是假象。
因为这里并没有牺牲的前提，即看到自己的自我及其财富和价值。
在真正的牺牲中，我觉得，根本没有下述特别的考虑：“如果别人看见我这样做，他会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想、怎么判断、怎么感觉”
；在虚假的牺牲中，个人事先通过“观者”
的眼睛从内外两方面看自己，从而，他自身所体验、感觉、判断、愿望的一切都只是一种结果，一种对个体提供给观者的臆想“形象”
的反应。
自己的生命在此变成他人形象中的体验的依附功能，并随他人形象的内容而发生变化。
比如，某个人如果被他人羡慕，便感觉到自身有一种价值，如果看见别人可怜他，便感觉到一种痛苦等。
为了让人同情他，或者为了使观者感到气愤或心中抱屈，个人也会寻求痛苦。
就“陷入自己的异己形象”
这一现象而言，行为究竟是遵循还是对抗他人意向、目的、意图的方向，并无关紧要。
这取决于个人的伦理品质，而伦理品质则是不依赖于病态干扰的。
但人们也能经常观察到，凡在他人意向方向上产生的感觉、意愿和行为的现象（比如自己的欢乐、痛苦首先基于从他人身上感觉到的欢乐、从他人身上感觉到的痛苦而获得其倾向，而不是相反），都很容易强化这类举止并最终成为仇恨。
具体地说，起先指向自己对他人情态的奴隶般的依附性、指向他人情态的变化的痛苦和仇恨，这时悄悄地转向客体、转向“他人”
身上。
某些神经病患者之所以常常出现颇为典型的爱恨变换，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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