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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致良知说，要求人们在“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
，做到“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
，“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84]。
由于他们的积极倡导和鼓动，在明中期迅速掀起了一股实学潮流。
就是在这股潮流的激**和推涌之下，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海瑞、戚继光、张居正等政治家、军事家，针对嘉靖以来纲纪颓坠、法度凌夷的状况，高扬求实进取的精神，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
但是，这股实学思潮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便又趋于沉寂。
第一次实学思潮的沉寂，与王守仁心学的衰落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守仁在嘉靖初年形成完整的心学体系之后，极力宣扬精神、理性的作用，补救了朱学支离烦琐之弊，并因其简易直接而使人们“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
[85]，因而很快风靡天下，进入它的全盛时期。
但是王守仁的“心外无物”
、“心外无理”
的命题，把中国古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必然要使自己陷入禅宗的泥坑。
果然，到了晚年，他已抛弃以前有关“事功”
的种种主张，走向禅学的虚空境界。
就在王守仁的心学盛行之时，罗钦顺、王廷相等思想家即对心学的空疏学风提出批判，提倡“经世宰物”
、强调“笃行”
的学风，认为“唯实学可以经世”
[86]。
但是，明朝统治者却对王学极力加以扶持。
嘉、隆以后，“自兴化（李春芳）、华亭（徐阶）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二年）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
[87]，改变原先以程朱注疏为准的规定，将心学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隆庆元年（1567年）还追尊王守仁为新建侯，谥文成。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更钦准王守仁从祀文庙。
心学于是便以国学的资格取代朱学而成为全国的统治思想。
此后，王学后门王畿、王艮与邹守益、钱德洪等虽然派别不同，但都片面发展王学的糟粕，进一步加深心学的禅宗化程度。
一般士大夫也是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不研究当代的现实问题，而只顾谈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
他们一味清谈，“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88]，祸及社会人心，误国误民。
因此，王学在盛行半个世纪之后，便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万历中期，经张居正改革而暂时缓和的社会矛盾又复尖锐起来。
它既有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激化，又有因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新矛盾的抗争。
与此同时，民族矛盾也在激化。
民族战争的烽火与阶级斗争的怒涛，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存在。
而统治集团内部持久、激烈的党争，又消耗着明王朝自身的力量。
拯时救危的时代需要，呼唤着经世致用之学的回归。
于是，心学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便纷纷反戈，要求对它进行修正或加以抛弃，以“实”
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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