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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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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族文化的发展
藏族在明代主要分布在今西藏地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部分地区。
最初称吐蕃，后改称西蕃。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遣使进入藏区招谕，藏族的僧俗首领相继率部归附。
明廷先后设立羁縻性质的乌思藏和朵甘两个都指挥使司，下设若干行都指挥使司、万户府、千户府、百户府及宣慰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等军事、行政机构，任命当地藏族首领担任这些机构的长官，将藏族地区纳入了其统治范围。
同时，鉴于藏族人民信仰藏传佛教，而且教派众多、各霸一方的特点，又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先后敕封一系列宗教领袖为法王、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和国师、禅师等，赋予部分地方行政权力，令其管束人民，“率修善道，阴助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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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央便通过这些俗官和僧官对藏族地区实行间接的管辖，并利用贡赐和茶马贸易加以笼络，增强他们对中央的向心力，从而维护了国家版图的统一。
由于明王朝的政策较为稳妥，藏区在明代基本上保持着安定的局面，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都得到了发展。
青海、朵甘以及乌思藏泽当地方的农业区，不断扩大开垦，种植小麦、粟米或者青稞，青海地区还逐年获得丰收。
乌思藏和朵甘地区，大部分藏民主要从事畜牧业，饲养马、绵羊和牦牛，用牦牛和黄牛**而生的犏牛是当地最具耐劳、耐寒、耐饥饿的优良品种。
手工业已达到较高水平。
手工毛纺织品氆氇既是藏民日常衣着、被盖的主要原料，也是向朝廷进贡和藏汉交易的主要物资。
此外，所产的腰刀、盔甲、铁甲、马鞍、木碗及金、银、铜、玉石、珊瑚装饰品，也是进贡和民间贸易的常见之物。
雅鲁藏布江上的铁索桥，据说是生活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的僧人汤东杰布通过演戏募捐集资并亲自主持修建的，共108座。
这些桥梁都是用铁索悬空吊在河流的两岸，上面铺以木板，构成简单的桥面。
今存的九座，以拉孜县彭措林的一座保存最为完整。
它由两根粗壮的铁链构成，铁链用扁铁锻接的铁环衔接而成，全长约181米。
桥下建有四个桥墩，两个呈螺旋柱状，两个呈长方形状，全部用石块砌成，中间夹有竖木或横木，用以固定铁链和加固桥墩。
四个桥墩将桥分为三段，南北两段供夏季涨水时使用，中间一段常年皆可通行。
由于中间一段跨度较大，还加设三道木夹加以固定，以减少铁链晃动的幅度。
这些铁索桥的修建，反映出当时的藏区已具有相当高的生产技术和冶炼水平。
明代藏族的文化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尤以史学、文学、艺术、藏戏等最为突出。
藏族的史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重大成就，涌现出一批重要的历史著作。
如《西藏王统记》，又名《藏王世系明鉴》，萨迦派僧人索南坚赞著，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用佛教的观点叙述吐蕃王统的历史，尤详于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祖德赞三个赞普生平事迹的记叙。
《新红史》，成书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主要记叙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历史以及藏汉的民族关系史。
此书系藏族学者索南扎巴根据元代蔡巴·贡噶多吉所作的《红史》改订而成，故名《新红史》。
《智者喜宴》，噶玛噶举派僧人巴卧·祖拉陈哇著，成书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
全书共17章，主要记叙吐蕃王室的传承与佛教在藏族地区传播弘扬的历史，还涉及藏族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和内地及周边各古国的史事。
《西藏王臣记》，五世达赖著，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主要记叙藏族的古代史，对元、明两代卫、藏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对萨迦派和帕木竹巴噶举派的兴衰历史记述尤详。
在明代，藏族出现了大量的传记文学作品，仅目前已见于著录的就达到四百多种。
其中以噶举派僧人桑吉坚赞所写的《米拉日巴传》最负盛名。
该书成书于弘治元年（1488年），以问答的形式引出噶举派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一生的坎坷经历，展现了十一二世纪战乱不断、纷争不息的藏族社会生活。
作者虽然对佛教的唯心主义多所推崇鼓吹，但也暴露了当时贫富两大阵营的矛盾和斗争，抨击了豪门巨富凶残贪婪的本性和某些宗教上层人物虚伪卑劣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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