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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方各省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居住着苗、瑶、僮（壮）、黎、东番（高山）、土家、罗罗（彝）、仲家（布衣）、水、侗、仡佬、仫佬、民家（白）、百夷（又叫摆夷，今傣族）、么些（纳西）、栗粟（傈僳）、阿昌、怒、蒲人（布朗和德昂）、和泥（哈尼）、哈瓦（又叫嘎剌、古剌，今佤族）、毛难（毛南）、攸乐（基诺）、越（京）、畲、倮里（拉祜）、俅人（独龙）、巴苴（普米）、山头（又称“野人”
，今景颇）以及藏、回、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
在明代，他们都已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明朝统一南方后，除设置行省、府、州、县和都司、卫、所等行政与军事机构，由中央委派官员直接进行治理外，还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广和广东琼州（今海南省）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豪酋担任土司、土官，实行间接的羁縻统治。
国家的统一以及明朝比较温和的羁縻政策，为南方各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方民族地区儒学教育的兴盛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及其后继者积极兴办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在地方遍设府、州、县儒学，并把这套教育体制推行到边疆地区特别是战乱较少的南方民族地区。
为了推动南方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明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大力兴办儒学，设置书院，开科取士。
在南方民族地区，除了开设府、州、县儒学、卫所儒学、社学及阴阳学、医学等之外，还设有土司儒学。
明朝肇建之初，明军刚刚平定云南，明太祖即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正月发布榜文，规定：“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义，以美风俗。”
[32]第二年，统兵镇守云南的沐英即“建诸衙门（布政司、都司、按察司）及儒学”
[33]，在靠近内地的一些府、州、县建立了学校。
洪武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贵州宣慰司、云南元江府和贵州普定卫也相继开办儒学。
[34]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根据户部知印张永清的建议，又下诏规定：“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
[35]接着，监察御史裴承祖言：“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添、都匀等卫、平浪等长官司诸种蛮夷，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
，又诏“从之”
[36]。
此后，在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宣慰、安抚等土官，俱设儒学”
[37]。
明中后期，随着全国书院热潮的兴起，南方民族地区也办起了许多书院。
如王守仁即在贵州创办龙冈书院与文明书院，讲学授徒。
云南到万历年间，共办起三十多所书院，仅大理府就有苍山、源泉、桂林、龙关四所书院，澄江府也有澄心、桂香、点苍、敬一四所书院。
[38]
据不完全统计，在明代二百余年间，云南共设立府、州、县学及书院106所。
[39]正如方国瑜先生所指出：“云南自元代建立儒学，明代尤盛，清代继之。”
[40]其他各省，情况也大体相似。
广西共设府、州、县学69所，另外还在桂林设立武学1所，培养军事人才。
[41]这69所府州县学，除明王朝陆续修复以前各朝设立的学校外，有二十余所是在明代先后创立的。
四川共设立府州县学和书院144所[42]，其中在少数民族最为集中、地理环境最为恶劣的今阿坝和凉山自治州也设有5所儒学。
贵州儒学的数量也不在少数，在12个府、24个卫、10个州、20个县中，共设有47所儒学，其中府学12所、州学4所、县学8所、卫学20所，还有宣慰司学3所。
此外，还有17所书院。
[43]在土家族聚居的湘鄂川边界的群山中，明代也建立了不少学校。
如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巴东、长阳等县设立儒学[44]，永乐六年（1408年）设立酉阳宣慰司学。
此外，如卯洞安抚使向同廷在该司署地及新江等处也设立学校，就地招集土官子弟“延师课读”
[45]；彭元锦任永顺土司时在老司城设立“若云书院”
。
还有不少土家族土官及其子弟到附近州县求学，如正德年间永顺土司彭明辅就学于辰州，万历年间彭元锦、彭象乾就学于酉阳，施州（今恩施）地区的土司将其子弟送往荆州就学。
在开办各类学校的同时，明朝还在南方边疆民族地区开科取士。
洪武三年（1370年）全国首行科举，乡试的地点就包括南方少数民族聚居或人数较多的湖广、广东、广西，洪武五年（1372年）又增加四川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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