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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诸帝不论佞佛还是恶佛，各代都遵循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皇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时，都要剃度一位幼童替身出家[37]，足见明代皇帝确有佞佛的传统。
明代佛教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维持存在并且向前发展着，并在历代皇帝的扶持推崇下，获得了一次次繁盛的机遇。
二、佛教的发展状况
明代佛教的基本状况，如僧尼、寺院的数量都缺乏精确数字，我们仅可能从散见在正史与野史的零星记载窥见大略。
僧尼数量及其政治地位 明初，朝廷对各州县僧尼人数有明确规定，即府不得过40人，州30人，县20人。
“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
[38]这一点与对道士的规定是一致的。
洪武初年，官方给牒的僧尼有几万人，实际数字恐怕不止这些。
成化十二年（1476年），度僧10万；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又度僧20万。
据此可推断，成化年间，全国僧尼数目已达50万人。
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曾一天度僧道4万人。
崇祯末年，兵连祸结，国家财源枯竭，兵源几尽。
兵部主事沈迅上疏条陈，其中一条建议便是“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
[39]。
由此可以想见，明末僧尼数量不会低于50万，甚至更多。
米黄釉阿弥陀佛瓷像
明代僧人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
明初的许多上层僧人常常可以直接面见皇帝，“坐而论道”
。
如历事六朝（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的名僧智光，曾两次奉命出使西域，“宣传圣化”
，“眷宠之隆无以复加”
。
由于僧人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许多人有机会靠近权贵，结交权贵，享有一定的特权。
史载“京师僧如海”
，京师“游僧万数”
，这正是明代僧人“趋鹜宰官”
[40]、希图获取政治特权的表现。
其中，尤以道衍（即姚广孝）的地位最高。
道衍在辅助明成祖登上帝位后，作为朝中重臣处理政务，“冠带而朝，退仍缁衣”
[41]，亦官亦僧。
他监修《太祖实录》，又主持纂修《永乐大典》，对永乐初年的军国大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吉祥天母鎏金铜像
寺院及其经济实力 明初规定，各府、州、县只许各保留一所寺院，则全国佛寺最多也只有一千多所。
但是实际的数字远远超过这些。
据《大明会典》记载，成化十七年（1481年）前，仅京城内外的官立寺院已达639所。
万历年间，京师“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
[42]。
就仅宛平一县，竟有佛教寺庵351所，其中寺有211所，庵有140所[43]，可见明时佛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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