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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他又将郭守敬所定长4丈的圭表加长至6丈，测得回归年数值为365.24190日，这个数值比郭氏测定的365.2425日更为精确，距推算的当时理论值只小0.00027日，远远超越于当时欧洲的天文学水平。
在明末新历的制定中，邢云路还做出了其他的贡献。
李之藻、徐光启是明末为修历而殚心竭虑的官吏兼科学家。
李、徐二人都有深厚的中国算学基础，极为关注本朝的历法改革。
当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后，他们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学习到西洋的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这为他们后来会通中西，制定出在某些方面超胜西方的新历法奠定了基础。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十五日发生日食，钦天监推算日食分秒及亏圆时刻皆不准确。
在朝野要求改历的一片呼声中，礼部只好奏请皇帝选任邢云路、范守己参预历事，同时命徐光启、李之藻会同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译西洋历书，并修治测验仪器，为修历作准备。
但明神宗已有30年不上朝理政，礼部的建议被“留中”
未发。
李、徐二人遂在任官余暇翻译、整理历法书籍，并奔走呼吁尽快开局修历，如徐光启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整理出版了熊三拔旧手稿《简平仪说》，李之藻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奏上西洋历法并“乞敕礼部开局，取其历法，译出成书”
[9]，但明神宗皆置若罔闻。
崇祯二年（1629年），大统历、回历推算日食均不验，而徐光启以西洋历法推算的顺天（北京）食分时刻独验。
在主张修历人士的一再恳求下，明思宗下令礼部开局译书，以徐光启督领修历。
于是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陆续被征至历局译书。
一直为修历多方奔走的李之藻也于次年来到北京，辅助徐光启主持修历，不久卒于任上。
徐光启为这次修历制定了一个很高的追求目标，那就是所造新历能够“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必期一一无爽；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
又须穷原极本，著为明白简易之说，使一览了然，百世之后，人人可以从事；遇有稍差，因可随时随事，依法修改。”
[10]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徐光启确定了修历工作的两项基本任务：一是大量翻译、整理西洋历法文献。
欧洲在儒略历（Juliandar）误差日重的情况下，于16世纪末开始修订工作，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公布新历，即格里高利历（Gregoriandar）。
它汲取了西方国家（包括非洲和西亚）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精密度较高，超过了《大统历》。
徐光启等人不遗余力地翻译、整理西洋历书的目的，便是要“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模型”
[11]，洋为中用。
二是加强天象观测，因为历法是否准确，取决于它是否能正确反映天体的运行规律，并依据天体运行规律确立各类时间标识，所以徐光启提出治历“必准于天行，用表、用仪、用晷，昼测日，夜测星”
[12]。
在制订译书计划时，徐光启本着“以前开后，以后承前”
[13]的原则确定了译书的节次六目：（1）日躔历；（2）恒星历；（3）月离历；（4）日月交食历；（5）纬星历；（6）交会历。
同时，徐光启还提出了每一部天文历法著作的翻译必须注意的“基本五目”
即五个要点：一是要有“法原”
，即天文学的基础理论和球面天文学原理；二是要有“法数”
，即各种天文数据，包括天文基本常数；三是“法算”
，即天文计算所需的数学知识，主要是几何学和三角学；四是“法器”
，即各类天文仪器，如望远镜等；五是“会通”
，即把中国传统的天文、历法学与西洋的天文、历法学加以融会贯通。
崇祯五年（1632年），徐光启开始进呈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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