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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办婚姻与门当户对的婚姻观 中国古代的传统婚姻程序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是首要的。
在明代也不例外，婚姻的前提是父母之命。
因为根据《礼记·昏义》中所讲述的是：“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
当时人们对婚姻的认识不是男女之间因有了爱情才产生婚姻，婚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繁衍子嗣，继承家族的香火。
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
这就使得婚姻的当事人失去了自主择偶的权利，而作为家族的代言人——父母就必然责无旁贷地、名正言顺地成了儿女婚姻的决策人和包办者。
对当事的男女青年来讲，婚姻几乎成了外在的东西，婚姻被无情地淡化了。
万历《大明会典·户口·婚姻》中对此有详严的规定：“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
总之无论如何，婚姻的当事人是无权对自己的婚姻做主的，一定要有人包办方行，而婚姻当事者本人同意与否，倒不是必要的条件。
仅有极少数开明的父母，有时在形式上征求一下已成年子女的意见，但绝大多数的父母是不征求子女的意见的，甚至将在襁褓中的孩子指腹为婚。
子女只能顺从父母的意志，不能反抗，因为法律和社会舆论都承认和支持父母的这种权利，而不承认子女本人对婚姻可以有自主权，子女的反抗倒成了违法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并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反抗父母包办婚姻常常以失败告终。
就是婚姻当事人的祖父母、父母都故去了，成年的婚姻当事人仍没有婚姻的自主权。
主婚权操在当事者的亲人伯、叔、姑、兄、姊、外祖父母手中。
上述排列顺序只有前一顺序人不在时，后一顺序的人才能递补获得主婚权。
明统治者认为只有如此，通过父母的“命婚”
直接控制儿女的婚姻，才能防止门户不当和枉乱失节等玷辱门楣的事发生。
明代从理论上讲仍是“男女授受不亲”
的，女性和男性在婚前是不可能自由接触的，按照礼规，就是某些大家庭中的男女成员，似乎都不能随便见面。
在封建的礼教下面，青年男女缺乏正常的联系和交往，特别是女子长期被禁锢在闺门之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选择自己的配偶，这样也就只能依赖于父母，顺从于父母。
使父母很习惯地操纵儿女的婚姻，抛开儿女的意志为他们议婚、约婚，并成为婚姻缔结的主持人和包办者。
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形式，是封建家族制度下婚姻必然的结果。
明代前期，社会上无论是仕宦旧族还是普通百姓，在婚姻观念上，除了父母包办外，大家看重的就是门当户对。
当时的人们婚嫁必求门当户对，而且市井编氓及暴发的商贾富豪之辈，嫁女娶妇，皆以攀援内族大户为荣。
明李昌祺《剪灯余话》中云：“齐仲和……尝往来武平项子坚家为馆客。
子坚故微，骤然发迹，欲光饰其门户，故婚姻皆攀援阀阅，炫耀于人。
名家右族之贫穷朱振者，辄与缔姻，此则慕其华腴，彼则贪其富贵。”
可见当时追求门第、攀富族的情况。
婚嫁择求，讲究门第等级是明代人们婚姻观念中最为突出的特点。
如袁桷《清容居士集》所收海盐儒学教授袁府君墓表云：“唯袁氏四明大姓……甲族鼎贵，莫盛吾里，薨栋接耀，郡守丞监，官议婚对，未肯齿拟。”
但是到明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人们择婚的标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谢肇淛《五杂俎》中载：“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
婚嫁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
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婚姻关系已突破了门第观念，不论出身如何低贱，一旦“骤得富贵”
，就可与名门大姓结亲联姻，名门大姓看中这些新暴发户的财富，也就不再死抱着门当户对的陈腐观念，“惟论财势”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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