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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明太祖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实行分封藩王的制度，这一制度被以后各朝沿袭下来。
按照这一制度，诸王长大后要就藩各地，担当守卫明朝江山的大任，所以对诸王的教育也极为重视。
诸王读书仪从明初开始建立，至天顺二年（1458年）定为常规，万历六年（1578年）又加详定，亦分春秋进讲。
翰林院作为国家储才重地，也纳入了国家的教育体系。
凡能入翰林院者，可以说是进士中的佼佼者。
一般情况下，每次会试进士通过殿试后，一甲三名分别被授予翰林修撰、编修，二、三甲进士可再参加翰林院的考试，称“馆选”
，若考选的就称为庶吉士。
洪武十八年（1385年）乙丑科，明太祖命考取的进士到各衙门（如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实习政务，称观政进士。
凡是分派到翰林院、承敕监（掌诏诰起草之事）等衙门观政的进士，就称为庶吉士。
永乐二年（1404年）以后，庶吉士便专属翰林院。
翰林庶吉士的学习条件方便，文渊阁为国家最大的藏书机构，供教学之用。
庶吉士跟从学士学习，可以根据各人的兴趣和专业特长自学自修。
庶吉士的教学内容，首要者为道德政学，其次是诗文记诵。
正统以降，翰林院学风有所变化，由于程朱理学日趋式微，所谓道德政学又非统治者所提倡，学无所用，所以翰林院教育日渐空疏无用，与实政实学少有联系。
庶吉士教育三年为期，期满为“散馆”
，也要举行考试，并根据成绩优劣量才授官。
考试优等者，授翰林编修、检讨等官，称留馆，次者授给事中、监察御史、府佐及州、县正官。
不过无论是留馆还是出任地方官，这些人因有翰林院的资历，所以日后都有成为高级官员的希望。
明代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有武学、医学、阴阳学、三氏学等。
武学是专门培养武职子弟及年长失学的武臣而专门设立的特殊学校。
正统六年（1441年），成国公朱勇奏选骁勇都指挥等官51人，熟娴骑射的年轻武官100名入学，不久朝廷命都司、卫所应袭军籍子弟，年10岁以上者，由提学官选送入学，无武学者送卫学或附近儒学读书。
武学生员分居仁、由义、宏智、惇信、劝忠、崇礼六斋学习，生员的考核、学规等大致与儒学相似。
明代在各府州县还设立了阴阳学和医学。
阴阳学和医学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机构，未受到明政府的重视，所聘的教师，也不享受俸禄。
三氏学万历后称四氏学。
洪武七年（1374年）明政府诏设孔、颜、孟三氏教授司（简称三氏学），令三氏子孙入学习礼。
万历十五年（1587年），明神宗下令将曾氏加入，于是三氏学改为四氏学。
四氏学的创立，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及对圣贤之后的重视。
明朝还在城乡广泛设立社学，尤以官立社学得到长足发展。
关于社学生员的资格，弘治十七年（1504年）规定，凡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均可入学读书。
每逢乡试之年，提学官也兼取一两名民间俊秀参加乡试，如中试即为举人。
然而，明代社学却时兴时废，它主要在于地方官的办学积极性和社学教育是否与科举发生联系。
社学的兴盛，大约在弘治至嘉靖年间，当时书院教育和社会教化思潮的勃兴，推动了社学建设。
社学作为州县儒学的预备学校，深受科举制的影响。
此外，还有培育儿童的各类蒙学，如私塾、义塾等。
总之，明代学校的形式很多，体现了教育的兴盛和发达。
各级学校不仅仅是育才的场所，而且也是行使社会教育职能的特殊机构。
明初，明太祖一再强调“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所以直接规定了学校在社会教化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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