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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书院教育形式各异，大体上有考课式、会讲式两种。
当然，考课式书院并非绝对不讲学，会讲式书院也并非不实行考课。
二者区分的标准，主要是以是否服务于科举为准绳。
而这两类书院的背后，都有着政治的作用力。
其中考课式书院的宗旨完全以科举为目标，只招收府、州、县学的生员，教学不重讲学，而是以学习制艺为主。
这类书院如同官办学校一样，成为科举的附庸和预备场所。
会讲式书院的宗旨以发扬学术为重，讲求理学为主。
在明中后期，会讲式书院是书院教育发展的主流。
讲会是一种讲学活动，有临时性的，也有规范性的。
讲会时各地学者都来听讲，会后大家四散而去。
学者一般是自愿参加。
明中叶以后，从京师繁华之地到偏郡僻邑，都有讲会存在。
讲会又往往是伴随着书院的发展而发展的。
一是有的书院本身就是一种讲会式书院，书院的整个学术活动都是通过讲会的形式得到实施的；一是作为一种学术和教育活动场所，书院也常常利用讲会或会讲的形式进行学术交流。
因此，在一个书院发达的地区，其讲会也必然是相当发达的。
关于讲会兴起的原因，据黄宗羲的说法是“制科盛而人材绌，于是当时之君子，立讲会以通其变”
[9]。
明代的讲会肇始于正、嘉年间，如嘉靖时张振德在安徽，“集同志讲学，邑会季举，郡会岁举。
徽、宁、池、饶四郡大会，于每岁暮春，举于四郡之中。”
[10]王阳明设坛讲学以来，各种讲会也一直兴盛不衰。
到万历时，讲学大盛。
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新安大会，焦竑主讲还古书院，“自荐绅先生以至儿童牧竖，四方之人莫不麇集，籍计之，得两千有奇”
[11]。
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东林书院落成，顾宪成、高攀龙主讲。
明代的讲会作为学术性的讲学活动，往往就某一问题，聘请名儒阐发己见，听众虚心听讲，然后提出问题，互相磋商、探讨，有质疑问难、方法灵活的特点，所以深受学者的欢迎。
有些学者为了参加一个讲会，往往不惜千里奔波，如王守仁在江西濂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纷至沓来。
后来，他主讲于浙江稽山书院，各地学者也是从湖南、广东、直隶、江西、福建等地蜂拥而至。
稽山书院的规模本不算小，但由于听讲的学者太多，书院容纳不下，一些人不得不到附近的僧舍住宿。
一般情况下，讲会因书院本身的名气、地利、书院主持人的声望等原因，其规模有大有小，规模最大的有数千人，最小的仅有几人。
但是讲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常会建成书院。
如弘治年间在浙江台州缌山修建的方岩书院，就是在缌山讲会的基础上兴建的。
明代书院的讲会各有规程，即“学必有约，会必有规，规以佐约”
，这是书院和讲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规约既反映了讲会本身的学术宗旨，也显示出讲会是否具有规范性。
江西王阳明弟子的讲会中，就有相当一部分讲会是有着明确的规约的，如复古书院、崇正书院、复真书院、一德书院、仁文书院等的讲会，莫不如此。
一般书院的讲会多在书院举行，也有为扩大规模，几个书院联合聚于某地举行的。
如邹守益家居时，与刘邦采等建复古、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乡之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大会。
徽州府紫阳书院的讲会制度也很完备。
紫阳讲会的规约有四种：一是《白鹿洞规》，二是《崇实会约》，三是《紫阳规约》，四是《紫阳讲堂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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