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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讲会，都要根据这些规约进行。
如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九月，桐城方学渐在新安六邑大会上聚讲数日，临别以桐川崇实会约授六邑会友，共有12则。
现存11则：一、会有统；二、会有期；三、会有议；四、会有图；五、会有辅；六、会有指；七、会有录；八、会有论；九、会有程；十、会有章；十一、会有戒。
这些都是当时讲会的基本组织原则。
然而，在明代书院的讲会中，最有名的规程莫过于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手订的《东林会约》中的会约仪式。
这个会约仪式共有11项，从中可以窥见当年书院讲会的大致状况。
首先，讲会的组织工作是周到而具体的。
会约所定条目，从讲会的时间、程序、主持人、内容，到来宾接待、相互交往、生活饮食都一应俱有。
如对会期，规定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临时酌定。
每月一小会，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寒暑时不举行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始，其余以十四日为始，各三日。
其次，讲会的气氛是严肃而认真的。
来宾远至，击柝传报，延入讲学，给讲会参加者以一种自重自尊的约束。
讲论时，先由主讲发论，余皆虚怀以听，即有所见，也须待主讲讲完，再依次呈请。
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
与会者相互交往，只限于班揖，会散亦不交拜，以防止声气相求、互相吹捧的不良学风。
再次，讲会的节奏是紧张而活跃的，在严肃认真的气氛中，又有活跃空气的点缀。
生徒听讲，久坐之后，就用歌诗来消遣。
每日的饮食安排也错落有致，前二日的晚饭只限酒数行，最后一日则不仅有加菜，而且酒不拘，意浃而止，尽欢而散。
从讲会的会约和规约来看，明代书院的讲会已趋于制度化和正规化，尤其是讲会已超出书院讲学的范围，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学术集会时，这些会约或规约，显现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它促进了书院的教学与社会学术活动的结合，使明代书院的讲会达到了更高水平。
书院的兴盛是由于讲学之风的倡导，而它的设立又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实践。
明朝前期百余年间，书院教育和各级学校相似，其宗旨不过是程朱理学的传习和阐释。
明中叶以后，王守仁、湛若水、顾宪成等一批著名学者的讲学活动推动了书院的兴盛，直接影响到书院的学术趣向。
王守仁和湛若水讲学的基本宗旨就是树起陆学旗帜，宣扬心学理论。
但不论是王守仁“致良知”
的心学，还是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
之说，其根本点是强调内心的悟性。
然而，他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他们的书院教育内容也各具特色。
如白鹿洞书院，自朱熹为之题写《白鹿洞书院揭示》后，实际上就变成了以讲求朱子之学为主的一所书院。
虽世事屡有变迁，这一宗旨却没有多少变化。
成化三年（1467年），理学家胡居仁入主白鹿洞并为书院订有学规，大体亦是推衍朱熹学规的基本思想。
白鹿洞学术宗旨的逐渐改变，还是随着“心学”
的兴起和传播而受到影响。
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以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其门人蔡宗兖受聘主洞事，王为之题写了《大学》、《中庸》古本及序刻石，这是阳明心学在比较高的层次上影响白鹿洞书院学术宗旨的开始。
嘉靖九年（1530年），信奉湛若水之学的知府王溱，将湛若水所著《心性图说》、《四句总箴说》刻石于白鹿洞，并成为书院的重要教材之一。
之后，王、湛学派的学者易主洞事，这自然对白鹿洞的学术取向产生了影响。
王、湛及其门人的讲学虽然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但门徒们对师说理解不一，互相纷争，尤其是晚明的王学末流流弊更大。
陆陇其在《学术辨》中力辟王学之弊说：“以禅之实而托于儒，其流弊不可胜言。”
而王、湛门人又多达官，他们奔走游说，逞词锋，务声名，又造成浮慕虚名的不良习气。
以批评心学末流的空疏、提倡实学为主的东林学派于是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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