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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术衰微。
明代的科举考试，以考本经和《四书》为主。
学校生徒便专习《五经》中的一种和《四书》等，对其余四经则不闻不问，以致“专一经辄白首，余经、史付度外，而学专而识益陋”
[27]。
士人读书既是为了获取功名，因而“以日所读之经、日所习之注、日所钻研之八比文”
为务，结果必然是“仰不识天，俯不识地”
，不知“学术”
为何物。
而且，自宋代以经义取士以来，历代都考《四书》、《五经》，可出的题目非常有限，容易重复，应试者往往在考试前猜测若干题目，记诵前人的试文，“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
……因陋就寡，赴速邀时。
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
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
[28]更有甚者，士子把读书当成是入仕的敲门砖，若科举中式则弃如敝屣。
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导致明代经学的衰微。
《明史·儒林传序》称明代“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
，原因即在于此。
第三，科举考试的舞弊。
明代科举考试以乡、会试为主，对考场纪律作了严格的规定，然而科场舞弊却依然存在，并随着防范措施的日益周密而益趋高明。
正如《明史·选举志二》所描绘的那样：“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
所谓关节，就是在乡、会试前买通各房官，让他们在试卷上写出关键的字眼，便于考生顺利做好答题，或故意扣下成绩好的试卷，为其录取扫清障碍。
有的考生还打通主考官的关节，让他们泄露题目。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关节状况》中列举了三件泄题事件。
一是永乐二年（1404年）解缙为会试主考官，将廷试策题透露给江西永丰人曾棨，使之得中状元。
二是正德辛未科（1511年）内阁次辅杨廷和之子杨慎，因预先知道策题而获得状元资格。
三是万历庚辰科（1580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因试策题目为其乃父所出而中状元。
明代对科考舞弊除防范极严外，对其惩治手段也是极严厉的。
对此，明廷虽然屡颁禁令，并采取种种防范措施，但科举舞弊不断花样翻新，防不胜防。
考风的败坏，导致士习的败坏，甚至影响到政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四、科举取士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有明一代，入仕为官成为科举中式士人的唯一出路。
然而中式士人的出路，因出身等级的不同又有较大的差异。
一般来说，明代入仕最重进士，进士又以入翰林为主。
明朝“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
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
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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