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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育上的推动。
科举取士主要依凭考试成绩，这就促使考生留意举业，读书——科举——入仕，是绝大多数士人所向往的人生道路。
这就在社会上，特别是在中下阶层中形成一种自觉求学的风气，从而推动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发展。
不仅官学生员的名目不断增多，有所谓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私学、家学、宗学也随之兴起，形成“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
[26]的局面。
在明代的学校中，国子监是明朝最高的学府。
有监生资格者，不仅可直接入仕，而且还可直接参加科举考试，致使不少人争相入监，使监生来源不断扩大。
特别是例监制的实施，报捐监生者人数更众。
捐监散于全国，名为监生，实则大多数并不在监。
其捐监的目的不外乎提高声誉，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
但要参加乡试，就得认真准备，即使不在监读书，也不致随便荒废举业。
因此，科举诱导出的捐监制度，不仅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而且丰富了国子监的办学模式。
另外，科举制度的实施造就了数量庞大的举业人口。
从生员、监生、举人到进士，逐层筛选，除绝大部分进士、部分举人及少数监生入仕为官外，其余则自谋职业。
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或受聘为师，或自立学馆，或讲学书院，从而投入到教育行业中去。
即使入仕为官者，也有不少人成为学校的教师或提学官。
这对明代教育的发展，显然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科举制度的流弊 学校为养才之所，科举为选才之途。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达，学校教育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
读书人为考能够高中，便四处奔走，极力钻营，甚至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在科场中作弊。
科举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日益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第一，教育内容的空疏。
明初学校与科举皆为入仕正途，学校的教育功能得到较好发挥，由国子监出身而身居要职的人很多，并未形成科举独重的局面。
然而随着科举日盛，科甲进士日重，学校成了储才以应科目之地，其地位也就日趋低下。
虽然科举必由学校，客观上促进了学校数量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但又导致学校教育空疏、忽视实学的局面。
从教育内容来看，与科举无关的内容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范围大大缩小。
从教育方法来看，主要精力放在考试内容的记诵和试文程式的训练上。
尤其是八股文盛行以后，科举取士皆以程文格式为范本，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
据焦竑《玉堂丛语·科试》载，嘉靖十一年（1532年）会试，“礼部尚书夏言上言：‘举子经义论策，各有程式，请令今岁举子，凡骋词浮诞，磔裂以坏文体者，摈不得取。
’上从之。”
这样，士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往往无暇钻研经史，只读书商们刊刻的各种八股范本。
从教育目的来看，士子都期望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居官为政。
然而，科举考试以“文”
取人，考试的内容多与日后任官理政没有多大关系。
任官理政所必备的知识能力没有列入考试范围，学校自然也就不重视实学，久而久之必然要导致教育的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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