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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种不据实记载的情况，在以后的一些实录中仍时有出现。
这正如明末清初人李建泰在评论《明实录》时所说：“《实录》所纪，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
[7]作为官修史著中最为重要的一类，明代实录的失实影响了人们对明代历史的了解。
因此，从明代以来，批评实录的人很多，郎瑛认为明代“无史”
[8]，张岱在《石匮书自序》中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
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对实录与其他史书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忌讳，不可废也。”
当然，王世贞在对实录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看到了实录所具有的其他史书不能代替的价值。
清初史学家万斯同在读过明代诸家纪事之书后，也认为实录“虽是非未可尽信，而一朝之行事，暨群工之章奏，实可信不诬”
[9]，“盖实录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
[10]。
他们的论断大致反映了《明实录》的历史价值。
三、典制史《大明会典》的纂修
明代以前，就有了纂修本朝典章制度的断代史书，《唐六典》、《元典章》是这类著作中价值较高的。
《大明会典》则仿二书的体例而作，记述了明朝的典章制度，而且与二者相比较，更具有典制史的性质。
《大明会典》的体例大要以六部为纲，首列宗人府，其下依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都察院、六科以及各寺、府、监、司等为序，详述其职掌及历年事例。
明神宗在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
鸿纲纤目，灿然具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指出：“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有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
这大致反映了这部书在内容和编纂上的特点。
《大明会典》以诸司职掌为主，不仅反映了诸职掌的基本情况和历史变化，也反映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如各个部门都记载有具体的统计数字，田土、户口、驻军、粮饷等，比《明史》各志要详细得多。
《大明会典》的资料来源，是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刊布的《诸司职掌》为主，参以当代有关典章制度的史籍《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等，并附以洪武以后历年的有关事例。
臣僚题本一经圣旨“是”
了的，“准议”
了的，“准拟”
了的，都成了“题准”
和“奏准”
。
这“题准”
和“奏准”
在当时都奉以为“例”
，它完全具有律令的性质。
一般在纂修会典前，“先行文各该衙门选委司属官，将节年题准见行事例，分类编集，呈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开馆之日，送入史馆，以备采择”
。
《大明会典》在明朝修过多次。
据今存明万历刻本《大明会典》载武宗正德四年《御制大明会典序》、神宗万历十五年《御制重修大明会典序》所记，此书在英宗复辟之时即开始酝酿。
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以大学士徐溥等主其事纂修，十五年成书，未及颁行而孝宗死。
武宗即位后，于正德六年（1511年）由大学士杨廷和重校；武宗为之作序颁行，凡180卷，是为初修。
武宗在序中说：“英宗睿皇帝复辟之时，尝命内阁儒臣纂辑条格，以续职掌之后，未底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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