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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宗教狂热、暴力和残酷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
但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在当时这些狂热和群众的情感可以通过宗教的祷告和实践而得到宣泄、被符号化、被消解和被消散。
现在只存在着世俗的生活，自我肯定在对他者的统治中才成为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它甚至成了必然的东西。
人们可以通过强调一种运动的全能性（如共产主义的“必然”
胜利）来挑战死亡，或者通过把其他人的意志屈服于一个人的意志（如阿哈布船长的“不朽”
那样）来战胜死亡。
这两条道路都已经有人走过了。
但是，由于政治可以用宗教曾经制度化权力的方式制度化权力，政治变成了取得统治权的捷径（正如对自我所进行的所有其他宗教改造一样）。
改造世界的现代努力主要或完全是通过政治来进行的。
这意味着用来调动情感能量的所有其他制度方法都必然走向衰落。
实际上，教派和教堂早就变成了政党和社会运动的场所。
要是一个社会运动能够做到如下三件事情的话，它便能唤起民众：第一，简化观念；第二，提出一个真理的主张；第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付之于行动。
因此，如果能做到这三点，意识形态就不仅改造了观念，而且改造了人。
通过强调必然性，通过调动追随者的**，19世纪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可以同宗教分庭抗礼。
通过把必然性同一于进步性，这些意识形态又同科学的实证价值联系了起来。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也同正在兴起的知识阶层相联系，那个阶层正试图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要是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差异不令人厌恶的话，那么了解那种差异是很重要的。
学者有一个确定的知识领域、一个传统，他千方百计地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给逐渐积累起来的得到检验的过去的知识增添新的内容。
学者，作为学者，是极少与他的“自我”
纠缠在一起的。
而知识分子总是先从他的经验、他个人对世界的理解、他的特权和无能为力出发，并且根据这些感性的东西来判断世界。
由于对自己的立场自视甚高，他对社会的判断反映了社会对他的处置。
在一个商业文明中，知识分子感到某些错误的价值观念受到了推崇，并且对社会造成了危害，这些飘浮无根的知识分子有一股使自己的冲动变成政治冲动的“先天”
冲动。
因此，在产生于19世纪的意识形态身后有一股知识分子的力量。
它们登上了威廉·詹姆斯所谓的“信仰的阶梯”
。
在其对于未来的解释中，它们无法区分可能性和或然性，并且把后者偷换成了确定性。
今天，这些意识形态已经衰落了。
隐藏在这个重大的社会变化背后的事件是复杂而多变的。
像莫斯科审判、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缔约、集中营、匈牙利工人的被镇压等一系列灾难构成了一条链子；像资本主义的改良和福利国家的产生之类的社会变化又构成了另一条链子。
在哲学领域里，人们可以追溯到最简单的理性主义信念的衰落，以及关于人的新斯多葛主义—神学形象的产生，如弗洛伊德、蒂利希、雅斯贝尔斯等。
当然，这不是说像共产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无足轻重，也不是说它们没有从其他源泉中获得推动力。
但是，从其整个历史中，产生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旧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真理性”
，丧失了它们的说服力。
很少有一本正经的人士会认为，人们仍然有必要来制定“蓝图”
并通过“社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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