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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实现一个社会和谐的新乌托邦。
与此同时，那些年岁已高的“反信仰斗士”
也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知识力量。
已经很少有“古典的”
自由主义者仍然坚信国家不应在经济中起作用，而且，很少有一本正经的保守主义者，至少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者还认为，福利国家是“通往奴役的道路”
。
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
不过，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正当19世纪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一些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
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中蕴含着20世纪50年代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
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
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
在满足这种需要的过程中，俄国已经成了榜样。
这些国家所释放出来的热情已经不再是自由社会的旧观念，而是经济增长的新观念。
假如这意味着对于人的全面强制以及压制人民的新精英力量的兴起，那么新的压制就会自圆其说：没有这种强制，经济的进步便不可能足够迅速地发生。
甚至对于某些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发展经济”
也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冲洗掉了人们对过去的幻灭记忆。
要想对迅速发展经济和现代化的要求进行辩论是困难的，并且很少有人会对这个目标表示异议，正如很少有人会对平等和自由的要求表示异议一样。
但是，在这个强有力的渴望中——其来势之迅猛是令人惊异的——实施这些目标的任何一场运动都有牺牲掉现有一代人的风险，而未来只是由新权贵所进行的新剥削。
对于这些新兴的国家来说，这场争论不是关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的问题——那种学说的内容已经被其朋友和敌人都遗忘了。
问题仍然是一个比较古老的问题：新社会能否通过建立民主制度并且允许人民自愿地作出选择和作出牺牲而获得成长，或者，新的精英，那些拥有权力者，是否将利用极权主义的工具来改造他们的国家。
无疑，在这些传统而古老的殖民地社会里，大众是冷漠的、易于被操纵的，答案将依赖于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关于未来的观念。
这样，人们发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一种令人惊慌失措的中断。
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中间，过去的**已经耗尽。
新的一代既忘记了这些有意义的古老争论，又没有一种可靠的传统可以作为依据，他们只是在社会的政治框架内寻找着新的希望。
那个社会从思想上拒斥了过时的启示录和千禧年的梦想。
在寻求一个“事业”
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绝望的、近乎悲哀的愤怒。
这个主题贯穿于由十多位最激进的英国青年左派知识分子所撰写的著作《判决》中。
他们无法规定他们所寻求的“事业”
的内容，但是这种渴望是一目了然的。
在美国，也存在着对于新的思想激进主义的无休止探索。
理查德·蔡斯在其对美国社会富于见地的评论性著作《民主的前景》中确信，对于世界其余地区来说，19世纪美国的伟大在于它对人的激进看法（如惠特曼的看法那样），今天呼唤着新的激进主义的批判。
不过问题在于，（与工业社会化之类问题相伴随的）古老的政治经济激进主义已经丧失了其意义，当代文化（如电视）表现得极为愚蠢，用政治术语来说已经无法挽救了。
与此同时，美国文化已经几乎完全接受了先锋派，尤其在艺术领域里的先锋派，而较为古老的学院派风格已经被完全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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