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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春以前的时期可以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前史。
对于这一时期我们不作专门论述，只指出某些有关的方面。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理论上就已非常敏感，并具有独特的理论上的现实主义。
中学毕业时，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论文中写道：“我们并不总是能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那种职业；我们在社会中的关系，还早在我们能够对它起一定影响以前就多少已经开始确定了。”
[11]这个看法，很可能受到了法国唯物主义的启蒙主义者的影响。
两年以后（1837），在柏林大学，马克思经过了对康德和费希特观点的短暂的崇拜，便致力于当时最进步的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它是客观的辩证的唯心主义。
这种世界观的客观性，以后表现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这样一个原理中：“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
[12]黑格尔哲学的客观性和辩证法，有助于马克思克服它的唯心主义。
1839～1841年，马克思从事《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文的写作。
这篇论文，整体说来还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
但只要详细地分析它的内容，就能够看到作者观点中潜在的唯物主义倾向：如题目的选择、强调无神论，等等。
事情并不在于（以肤浅的观点初看起来似乎是这样）马克思选择了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作为研究对象。
事实上，马克思感兴趣的并不是他们的唯物主义，而是伊壁鸠鲁哲学的能动性质。
马克思注意的中心问题是哲学和现实的相互关系，实质上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能动方面（它同所有存在过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是对立的）出发的。
[13]黑格尔哲学的这一能动方面，正如他的哲学中的其他两个进步方面——辩证性和客观性——一样，同他的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基础处于内在的矛盾之中，从而为超出这个体系的范围开辟了可能性。
马克思还在大学时期，就在以批判态度对待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
从1841年起，费尔巴哈的著作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决定性原因，更不是唯一的原因。
首先，早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著作出版前，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到一定的反唯心主义的（说得确切一点是反对思辨的）、潜在的唯物主义倾向。
其次，对费尔巴哈早期唯物主义言论的认识，并没有直接把马克思导向唯物主义。
从马克思1841～1843年这一时期的有关传记中的一些事实表明，他转向唯物主义的决定性原因，并不是各种理论的影响，而是在主编《莱茵报》期间，他同物质现实性的第一个严重的冲突。
但这是否意味着费尔巴哈的著作对马克思的转变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呢？当然不是。
费尔巴哈的著作，在这里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它们有助于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加速了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就是当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正是在历史观方面（费尔巴哈在这方面也不曾成为唯物主义者）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14]换句话说，马克思在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以前，并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不仅是在纯哲学领域中，而且正是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实现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还有一个未来的理论变革的前提（这在1843年以前已经形成），这就是马克思的高度科学原则性。
在第一篇政论性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中，后来在《莱茵报》的一篇文章《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月）中，最后在1843年9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都热情地维护科学家对真理进行批判性的科学探讨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最终把它同以革命手段改造世界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特征：这就是严肃和谦逊。
这两个规定所指的不是探讨的内容，而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
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迫使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种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末，这与其说是害怕虚伪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
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
它是上司加于探讨的一种对结论的恐惧，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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