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棍子文学网】地址：https://www.exowx.net
“科学研究的界限不由科学研究本身来决定又该由谁来决定呢？根据该社论的意见，科学的界限应由它来决定。
由此可见，社论承认‘官方理性’的存在，这种理性不向科学学习，反而去教训科学，并俨然作为一种科学的预见，规定科学家应该有多粗的胡须才能成为世界智慧的化身。
社论相信书报检查的科学灵感。”
[16]“哲学是问：什么是真理？而不是问：什么被看做真理？”
[17]
“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
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18]
多年以后，马克思还重复了这一诊断：“毫不留情——一切批判的首要条件。”
[19]
新的唯物主义，即后来它的创立者们所研究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主义的一个前提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结尾，马克思对革命科学的要求作了经典性的概括：“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
[20]在为1843年春开始的巨大理论飞跃创造必要前提的时期，马克思的一些特点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在这个转折时期以前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述：“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
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
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
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21]
从这个自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在1842～1843年在经济问题方面进行的第一次争论，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困难；而必须表明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态度，是他遇到的又一个困难。
马克思深深感到自己对所处社会的重大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缺乏知识。
报纸被查封了，马克思也从社会舞台回到了书房。
未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前期，是以遇到严重的理论困难而结束的，随着这些困难的解决，现在就开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义的历史。
三
马克思究竟为什么要回到书房去呢？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
[22]
正如以后将要看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克列茨纳赫阶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巴黎阶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布鲁塞尔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
布鲁塞尔阶段还很遥远，因为我们连巴黎阶段都还没有着手进行考察。
但这里我们指出一个重要的细节，马克思是把“最初推动我去研究经济问题”
，同“我在巴黎开始研究”
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