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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任。
是丙寅岁任南京礼部尚书者，为来宗道，而非韩日缵。
函可既误记“丁卯”
为“丙寅”
，则其临终时神志瞀乱，亦可误记“乙酉”
为“丙戌”
也。
鄙意此说固可通，但检光绪修《惠州府志·三二·人物门·韩日缵传》略云：
韩日缵，字绪仲，号若海，博罗人。
（天启四年）甲子，即家升右春坊右庶子。
未行，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充《两朝实录》副总裁。
次年（五年乙丑）升南京礼部尚书，疏辞弗克。
崇祯（五年）壬申改礼部尚书。
此传既述绪仲一生事迹颇详，方志之文，疑源出函可所作《家传》。
（寅恪案：此点可参顾梦游《千山诗集序》引祖心《寄梦游书》中“近家书从福州来，流涕被面，先子传十年不报，今以真（乘）兄坐索，家间事或得附见。
此愿既酬，胸中更无别事矣”
等语。
《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函昰传》谓其父母、妻妹、子媳俱为僧尼，历主福州长庆等寺。
观祖心福州《家书》之语，岂韩氏尚有遗族依函昰寄居福州耶？俟考。
）今据志文，则丙寅之秋，函可实可侍其父于南京礼部尚书署中。
故诗《引》所言，并非误记。
由是推之，其临终所言“丙戌出岭”
之“丙戌”
，亦非“乙酉”
之误记也。
惟“谈书”
与“方志”
何以不同，尚难确言。
姑记于此，以俟更考。
至南都礼部署中植有木樨，则前引牧斋《赠黄皆令序》及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俱未之及。
兹论黄毓祺案，遂附录剩人《诗引》，亦可供谈助也。
吾国旧日社会关系，大抵为家族姻戚、乡里师弟及科举之座主门生同年等。
牧斋卒能脱免于黄案之牵累，自不能离此数端，而于科举一端，即或表面无涉，实则间接亦有关也。
兹请参互推论之，虽未必切中肯要，然亦不至甚相远也。
前论牧斋热中干进，自诩知兵。
在明北都未倾覆以前，已甚关心福建一省，及至明南都倾覆以后，则潜作复明之活动，而闽海东南一隅，为郑延平根据地，尤所注意，亦必然之势也。
夫牧斋当日所欲交结之闽人，本应为握有兵权之将领，如第四章论《调闽帅议》，即是例证。
牧斋固负一时重望，而其势力所及，究不能多出江浙士大夫党社范围之外，更与闽海之武人隔阂。
职是之故，必先利用一二福建士大夫之领袖以作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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