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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望去，世界语言何其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若从交流系统这个宏观视角来看，很多系统之间都是大同小异。
人类语言与其他物种的交流行为在以下多个方面存在根本性区别。
其他动物的交流行为全都基于固定的信息，本质上仅限于对当前（此时此地）状态的回应。
具体到某一物种，信息来源就更有限，一般不会超过几十种，并且不能相互组合来表达新的意义。
所有人类认真研究过的物种概莫能外。
动物的交流系统不存在个体差异，不因动物经历不同而有所变化，这就意味着这种交流体系是天生的，而非后天习得。
虽说在某些情况下，基于特定条件对具体信号会有些许“微调”
。
比如一些鸣禽（目前最强有力的例证）、蜂鸟、鹦鹉以及其他少数几种鸟，都有出现后天习得的情况，但其交流体系在本质上仍然是固定的。
把人类语言的最基本属性和其他物种的交流系统相比，也仅仅呈现出一种广义上的相似性：语言深深内嵌于人类的生物体系中，正如其他动物的交流体系也是其生物性的组成部分一样。
人类语言是后天习得的，这意味着对特定的儿童来说，在限定空间的前提下，其语言能力发展会受到经验的影响。
动物界唯一与此类似的是鸣禽，其他多数动物包括所有灵长类动物之间的交流都是天生的，不依赖经验，而是以固定方式进行。
其他动物的交流内容固定且范围有限，但人类语言的表达范围却广阔无边、包罗万象，即便是鸟鸣也无法与之媲美。
对那些能习得多种不同声音的鸟类来说，其歌声的表达内容也固定不变。
即便像夜莺（新疆歌鸲）那样可以唱几百种不同的歌曲，但无论唱哪一种歌曲，它们的目的都一样，都是捍卫领地并吸引异性。
除了表达范围不受限制，人类语言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其自发性，这主要由大脑皮质中枢控制；相反，其他动物（可能除几种猿类之外）的交流信号都非自发，属皮层下控制。
更具体来说，人类语言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信息可以通过离散元素整合而来。
在其他物种的交流体系中，几乎未发现任何有意义的组合。
对它们来说，其灵活性主要是通过改变信号自身某些方面的属性来实现，如著名的欧洲蜜蜂的“舞蹈”
[1]。
人类语言还有一个重要特性经常被低估，查尔斯·霍克特（CharlesHockett）称其为“语言二重性”
。
第七章已经提到，个体无意义的声音（或手势的组成部分）通过语言的音系系统组合形成有意义的词汇。
这绝非华而不实的装饰，正是因为有了音系结构，长单词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如此一来，单词不需要独立形状，可以用有限元素的系统组合代替语言的整体性不同。
因此，要想了解语言的发展演化，除了了解其语法，了解音系特征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任务。
此外，词汇还有内部结构，部分形态对应部分意义（基于特定语言的形态组合）。
这些词汇通过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统（句法），以递归、层级的方式组合成短语、从句和句子。
我们在第七章已经看到，语言的这种组合性特征在口头语言中普遍存在，ASL之类的手势语言也不例外。
这同样也体现了语言的二重性：个体无意义元素通过一种系统组合成有意义的手势，这些手势再通过另一种系统以递归、层级方式组合成更大的结构。
因此，通常意义上来说，这种结构是人类语言的共性，而不仅是个别语言更不是口头语言的特点。
在这里，我无意冒犯去世的鹦鹉亚力克斯，黑猩猩华秀和倭黑猩猩坎兹，但凡是真正具有人类语言特性的系统，它们都没学会。
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论断并非没有争议，但要在这里详细为其辩论，我们就要离题万里了。
读者若有兴趣，可参见参考文献（Anderson，2004a）。
一言以蔽之，没有证据显示其他动物拥有人类的认知能力，可以习得并使用人类语言的特有系统：一种以递归、层级的句法结构为基础的离散组合系统，该系统拥有两套独立的系统结构，一套用于完成意义单位的组合，另一套用于将这些意义单位组合成完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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