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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意义。
但即便我们确实证明人类发展和使用语言的能力完全与其他认知系统是杂乱混合的，也无法证明研究语言官能的属性毫无意义。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语言能力在动物界是独一无二的，对其属性进行研究是值得的。
另外，即便某些器官除语言之外还有其他功能，其具体形态也还是受到了语言功能的影响。
这一点在支撑语言表达的生理系统中显而易见。
声带的所有部分同时也是其他系统的组成部分，用于支撑其他诸如吃、喝、呼吸之类的功能。
然而，这些结构呈现出的具体形态是深受语言表达需求影响的，而不仅是为了满足其他功能。
人类喉结位于喉咙下方，导致口腔和咽腔长度和形状相应发生变化，这对大量快速有序发声极其有利。
但从其他功能来看就没那么有利了，这会极大增加噎住的风险（相对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来说）——这是引起人类死亡的一大原因，但对猿猴来说却不是。
虽说还有其他功能，但人类声带形态形成的部分原因在于满足其发声功能。
仅仅因为它还具备其他功能就将其排除在人类语言官能范畴之外就大错特错了。
毫无疑问，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其他“身兼数职”
的人类能力。
不管是体能上还是认知上，语言官能必然在某些方面对其产生影响，以使其除适应人体原本功能外还能适应语言赋予的新功能。
寻求语言普遍性
寻求跨语言普遍性的相关研究很多，如果对其结果做一个综述调查，至少够出一本书（事实上，已经有好几本这种书出现了），在此也不想再做总结。
根据现有相关文献，探求语言普遍性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语言学领域其他的主流分类相吻合。
一部分学者尤其是与已逝的约瑟夫·格林伯格（J）相关的那些人，试图通过归纳法找出这些原则。
包括在（但愿是）世界语言的代表性样本中进行语法描述对比，以期发现它们的共性。
考虑到这些描述的异质性本质，除一些表面特征（比如主语和动词的顺序、直接宾语、音调变化是否存在等等）外，几乎没有其他可比之处。
如此一来，一些支持者已得出“不存在普遍语言”
的结论。
其他人则采取了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针，以上述对比中的统计规律作为起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调查，以对语言的常规性和明显的特例同时做出解释。
以诺姆·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如果能证明某种语言的使用者拥有某类知识，我们就可以接着问这些知识来自哪里。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儿童所习得的内容都可以从其周围环境中获得。
大多数单词的表层形式、曲折变化、发音差异以及其他种种都可以归入这类。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有充足证据显示，语言使用者的知识并非全都可以从环境中获得。
这一点如果成立，就需要提供另一种解释，比如：使用者的内化语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官能的某些重大原则。
这种论断被称为刺激贫乏论（thepovertyofthestimulus）。
这类论述中的大量论点都涉及使用者了解但却不属于其语言中的事物。
这是由于除去不规则动词变化之类（例如，“teach”
的过去式不是“teached”
，而是“taught”
），儿童的语言输入中几乎不可能出现错误信息。
但是有些单词进行重组之后，即便表面上看起来符合语法规范，语言使用者还是可以立刻识别出错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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