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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
，中华文化受到严重摧残。
记得香港严宽祜居士告诉我，他在文咸西街四十二号三楼成立的“香港佛经印送处”
，就是在“文革”
期间，从延烧的火堆中，把佛经抢救出来运到香港，并将不少珍贵的版本重新印刷出版。
后来，印送处更名为“香港佛经流通处”
，在海内外流通佛教经书和法器，举凡教界的请托、代办，他都一概义务承揽。
严老在佛教危急存亡之际，不计一切地保护佛教，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佛教大护法，可以说，与杨仁山居士前后媲美。
所幸，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不少的高僧大德、知识分子，为了续佛慧命，纷纷前往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继续发展人间佛教，让佛教文化得以保存和流传。
如1948年，最早从南洋到台湾的慈航法师；隔年，相继从大陆至台的大醒、南亭、东初、白圣等法师；接着，从香港陆续来台的有太沧、证莲、印顺、演培、道安、仁俊、续明、大本法师等人。
谈到台湾的佛教刊物，最早的定期刊物是《台湾佛教》，以及原由太虚大师创办的《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
《海潮音》于1948年由大醒法师从上海迁移来台发行，后有李子宽居士继之。
《觉群》周报则由大同法师带来台湾复刊，初期我曾参与编辑工作，之后由朱斐居士主编，因为理念因素，朱斐决定停办《觉群》，并新办《觉生》杂志，过后又交给林锦东（宗心法师）发行。
东初法师办的《人生》杂志，我也曾受托付，担任主编达六年。
再有就是李炳南、朱斐于1952年发行的《菩提树》杂志，以及白圣法师的《中国佛教》、莲航法师的《佛教青年》等。
而张少齐、张若虚父子创办的《觉世》旬刊，第一期由我做总编辑，后来他们就干脆交由我接手，总共办了40年，每期准时出刊，从未拖过一期。
直到现在，《觉世》转型在《人间福报》上，每天都有一个版面与读者见面。
此外，广慈法师的《今日佛教》月刊、周宣德及郑振煌的《慧炬》、道安法师的《狮子吼》等杂志，也都相继出版，共同推动人间佛教的文化命脉在台湾的发展。
民国报人朱镜宙和周春熙居士等创办“台湾佛经流通处”
，他们不以赚钱为目的，只想发展佛教文化，以半卖半送的形式，将经典、佛书推展到各界。
另外有一些堪称文化人的居士大德，如许炎墩、董正之、周邦道、李恒钺、陈慧剑、刘国香、朱蒋元和朱其昌父子、李世杰、乐崇辉、李添春、曾普信等人对台湾早期出版界尽心尽力，共同顶下了人间佛教文化的半边天。
他们有的编辑佛教杂志、著书立作、成立出版社，一起为佛教文化发声，算是让佛教也能有一丝生存的空间。
如今，台湾的佛教杂志更多元，我也不得办法一一去叙述了。
这时候黄奎等的基隆自由书局、许炎墩的台中瑞成书局、苏绍典的台南南一书局、李庆云的高雄庆芳书局，都是佛教文字流通的大本营；和佛教有深厚因缘的张少齐老居士，早年来台时，也曾创设建康书局，出版佛教书籍，影印《大藏经》流通。
我在新竹“台湾佛教讲习会”
教过的学生圣印法师，他在台中也成立“佛教文物供应社”
；东初法师在北投成立“中华佛教文物馆”
等等，这些都为佛教文化增添不少光彩。
而孙张清扬夫人、张少齐父子和我等人，创立的新文丰印刷公司，我们也是无条件交给刘修桥（高本钊）居士经营。
新文丰出版佛教的大藏经、书籍数十年，对人间佛教的播撒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台北，原本都是官场中的“大佬”
，屈映光、赵恒惕、丁俊生、蔡念生、钟伯毅等人，都自许是佛教徒，发心组织“修订中华大藏经会”
，倡印《碛砂藏》。
由于人力、财力的资助来源有了困难，只是发行几本，就没有再继续了。
修藏事业的进行很不容易，他们在台北经常召开大藏经会议，我有缘参加了几次，和这些长者都有许多接触。
有一次，我到台中探望蔡念生居士。
他在堆满了杂物的日式小房子中，打着赤膊、穿个背心，在炎热的夏天里，汗流浃背地校勘《大藏经》。
他们这许多的居士大德，为推动佛教文化的发心和努力，让我佩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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