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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光有理念没有实务经验也是不够的,所以接受之后,只剩一个月就要开学了,我只好紧急请在上海、南京的朋友,提供给我一些关于“如何做个小学老师”
、“如何担任校长”
的工具书。
我得到朋友寄来的相关书籍,认真地阅读、研究,一个月后我就上任当起校长来了。
这时师父已经回到栖霞山。
随着学校开课,苦难也来了,因为左近的学校经常举办国语、说话、作文、美术等各种比赛,纷纷来函要我们派人前去参加。
我自己都还在学习中,哪里能懂得那么多的比赛?这还不打紧,这时国共内战爆发,周遭不时传来有人被暗杀死亡的消息,甚至在各地的同学、朋友,如松风、松泉在上海被逮捕,实权也在青埔被抓,罪名都是利用贴墙报、写标语弘扬佛法。
至于逮捕他们的是什么组织,也都搞不清楚。
这时候智勇法师仗义前来学校,给我打气,并且帮助我编《怒涛》月刊。
因为我们感于佛教太守旧,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顽固、执著、乡愿,我们希望通过办杂志,能借助文字的力量来改革佛教,为新佛教的理想大发狮子吼。
因此当《怒涛》一出刊之后,就如“洪水猛兽”
一般,大大地震惊了佛教界。
好在那时我们是在宜兴偏远地区,不至于招来佛教人士的攻击,但是战争带给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苦难,却是纷至沓来。
我的许多同学在各地被捕、被打、被刑罚,但是我知道,我们彼此是谁也救不了谁。
甚至有一天,半夜之中有几十个大男人,拿着长枪短刀对着我,我也被捕了。
至于是什么人抓我的,不敢询问,也不能有什么动作,只是眼看着一起被捕的同伴当中,今天被带出去枪毙两个,明天又有三个被砍头。
好在我有一个可爱的师兄,他花钱买通狱方人士救了我,我才免于一死。
但这时我做了一年多的小学校长,眼看着实在做不下去了,只好跟智勇法师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于是囊空如洗的我们,只有带着几本才发行十几期的《怒涛》月刊,踏上了往南京的道路。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位南京华藏寺的退居荫云和尚,由于他的继任者生活不知检点,把一个曾经拥有学校、书店、水厂的大规模寺庙,挥霍殆尽,土地变卖到所剩无几。
荫云和尚于是找我们去负责,我们也正在走投无路,便欣然前往。
我与智勇法师商量,谁做住持,谁任监院。
智勇法师说我身材比他高大,比较像住持;我说您的学历、能力超过我许多,您才像个住持。
最后约定名分不计,两人共治华藏寺,把这里当做推动新佛教的基地,一时能培、惟春、净山都从各地前来,实权也从普陀山赶来聚会。
但是,大家聚集以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华藏寺已住有二十几位住众,他们以经忏为业,尽管我们言明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但这群僧众除了念经拜忏以外,经常不做早晚课,有的连佛殿在哪里都不知道,有时候甚至夜不回寺,平时在房间里更是喧哗唱歌,并且带回一些军人、警察等,男男女女来往不断,进出复杂,整个寺院简直像是个大杂院。
我们一群热血僧青年,当然看不惯这种生活,迫不及待地要为寺院树立新风气,于是订定僧伽规约。
例如,所有住寺的人必须做早晚课;社会、寺庙有别,非僧众不可安单寺院;三餐不准自制饮食、不准从外面购买食物回寺,一切由常住供应;进出山门必须经过请假;每个月的单银、钱,只给一半,另一半由常住代为储存,将来离寺时再发还带走……
新生活规约发表以后,起初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抗议,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着新佛教思想的人。
但时日一久,抗争的行为还是难免。
于是我们就以寺中经济困难为由,每天只吃稀饭,希望让他们吃不习惯而自动离开。
这时正逢徐蚌会战失利,南京战局不稳,过去暂住寺院的军人眷属纷纷撤离,前往四川、广州、台湾等地。
但是他们临走之前又把房间廉价出卖给后来者,我们一群革新派的正愁房间不够用,就阻止他们不当的行为。
但寺里数十名经忏派的一致站在他们那一边,替他们搬家、通风报信,寺中就分成新僧与旧僧两派,一所寺庙已不像个寺庙,每天警察、宪兵川流不息,黑白两道在里面公然活动,当局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来保护我们呢?所以注定我们的新佛教运动,必然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后来国共协商,傅作义在北京主持和谈会议,我们以为有了一线希望。
但是和谈破裂,这时智勇法师花了几个月召集的“僧侣救护队”
正想付之行动,谁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务,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后,就求救于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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