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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慨叹。
之后，我们来到佛陀修道的苦行林中，我一直寻寻觅觅佛陀的身影；来到尼连禅河边，也怀想着当年佛陀过河的情况。
我还到了鹿野苑佛陀初转法轮的古塔，以及他为五比丘说法的说法台；见识了灵鹫山的风光，也看到了频婆娑罗王建立的摩羯陀国竹林精舍。
我在恒河边上沉思，也在佛陀涅槃塔的边上静坐，当然，也到了佛陀诞生的蓝毗尼园圣地。
关于朝圣的心情，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不过，此行在印度最大的成就，应该就是和尼赫鲁总理的见面了。
尼赫鲁总理是世界有名的领袖，一八八九年出生。
关于我和他见面的情况，可以参见《国际领袖们的交往片断》。
印度“五比丘塔”
。
距离鹿野苑遗址公园西南方一公里处，为五比丘迎佛处（一九六三年）
所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
，由于一九六三年在印度朝圣的旅程，经由我在《海天游踪》发表后，掀起了印度朝圣热。
因此，入境最困难的尼泊尔，我还特地拜托他们的皇叔洛克达桑（Lok Darshan Bajracharya），放宽尼泊尔签证，结果不但获得他的慨然允诺，竟还送给我一颗雨花舍利。
可以说，我对于之后前往印度的朝圣者，也给予了一些方便。
我第二次到印度，是在一九七九年。
那一次，由于第一次朝圣行造成的影响，很多人都想到印度朝圣，所以，我们就组了两百人的大团，委托信达旅行社代办，一行人浩浩****地就前往印度了。
团员中有《读者文摘》的总经理陈嘉男先生，有康华大饭店的康万和总经理，有佛教学者杨白衣教授等。
信达旅行社为了我们这一个大团要去印度，还特地买了一部汽车要送我。
我当然拒绝他们，总觉得，出门参访本来就应该给旅行社赚钱的。
总之一句，我不要贪心就是了。
到欧洲，要有两千人去，不是问题；到印度，不要说两百人，恐怕连二十人都很困难。
因为印度交通的不确定性，往往早上开车出门，到了深夜才能到达目的地。
更严重的，沿途连一间厕所都没有。
不过，台湾的佛教徒还是了不起的，虽然朝圣困难，大家基于朝圣的虔诚心理，也都不去计较。
后来，有人索性地就发明了一个方法，在大树下，用一块布或一支阳伞遮挡，作为临时厕所。
率领“佛光山印度朝圣团”
，于泰姬陵前合影。
（慈容法师提供，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印度朝圣的困难，还不只如此。
天气的酷热，让过去不少到印度朝圣的人，由于水土不服，丧生异域。
如近代的续明法师，朝礼完毕，因为肝病发作，四十多岁就往生了。
而古代求法的高僧们，能可以平安到印度又平安回到中国的，更是不到十分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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