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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闻言自忖：当初佛陀说法的用意本来就是为了利喜众生，如果被后世的佛子讲得让人听不懂，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看看当时的佛教界普遍以赶经忏为主，对于弘法却不重视，遑论说法的内容与方式了。
也因为如此，信徒们只知道拜拜、吃素，却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自觉觉他。
因此，我更决定要以通俗化的方式来弘扬妙谛，设法将现代人的生活点滴和佛法印证融合。
我发觉：将佛法真理讲得让人听不懂很容易，让人能了解其中的奥义却是十分的困难。
尽管如此，为了使大家能得到佛法的受用，我愿意比别人花费更多的心思来准备教材，甚至省吃俭用，购买弘法道具，从黑板到幻灯片，从投影机到电脑字幕，几乎都可以说是开佛教的先例。
自一九七二年开始，二十年当中，我一口气主持了数百场的佛学讲座，从乡村陋巷到展演殿堂，从大专院校到军营，从监狱到工厂，从难民营到体育馆……后来，四百多篇通俗化的讲演稿陆续结集成书，由佛光出版社出版，最近更应大家要求，分编为单行本，每年发行数百万份以上。
想当初仅凭一点小小的理想，经过努力实践，得到这么一点点的成绩，虽然不甚满意，但也聊以告慰家师当年的勉励了。
我以通俗化的方式到处说法，曾经每天在华视、中视、台视三家电视台主持弘法节目，像《星云禅话》、《星云说偈》、《星云说喻》都是借着浅白的言辞来解释繁琐难懂的名相、典故、偈颂、义理。
自播出以来，回响不断，其中有意欲轻生的少年感谢我让他重获新生，有貌合神离的夫妇感谢我挽回了他们的婚姻，有失和反目的婆媳感谢我让她们一家重拾美满的生活，有独居失伴的老人感谢我给予他心灵的拄杖……这一切都证明了“理想是因，实践是果”
的道理。
一九三八年，太虚大师远赴欧美弘法，并且在各地倡导组织“世界佛学院”
及“佛教友谊会”
，但终以后继无人、经费缺乏，而未能克尽其功。
年少的我由报章杂志中获知此事时，虽已是走入历史的陈年旧闻，但仍在心中引起无比的震撼，“佛教需要国际化”
的理想也因此深植脑海，成为我永世奋斗的目标。
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出访，随着台湾佛教会访问团到东南亚国家访问，由于担任该团的秘书兼发言人，所以有很多机会和当地的政要或佛教团体的主要干部谈话。
记得在马来西亚，邱宝光居士和我初次见面时提到：在新、马一带有许许多多佛教青年不会说中国话，却会说很漂亮的英文，假使能有通晓英语的法师常在槟城弘法，一定会有更多的知识青年皈依佛教，最后他表示很希望台湾的大德法师能前来领导他们学习大乘佛法。
我听了以后，感慨万千，世间有多少人渴望着法水的滋润，而身为僧伽的我们却偏安一隅，寄佛偷生，真是何其惭愧啊！
来到印度，尼赫鲁总理接见我们时，说道：“印度是佛陀的祖国，佛教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扬佛教的和平主义，是我们佛子都应有的责任。”
我心中为之一震，这不正是我多年以前的心愿吗？尼赫鲁不愧为一国之元首，能勇于发此谠论。
一九七六年，美国两百周年纪念，我组团赴美访问，并视察当地佛教的发展，后来又多次应邀赴欧美等地弘法，我发觉藏传、南传、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或由于战争逃难，或随着移民而登陆西方，虽有弘法热忱，但大多缺乏国际宏观，因此组织散漫，无法充分发挥整体的功能。
所以，一九七八年，在因缘具足之下，我于美国成立“国际佛教促进会”
，随即筹建西来寺，作为国际弘法的第一个据点，其后更以此为基础，相继在美洲、欧洲、澳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回过头来在日、韩、马、菲等亚洲各地建设不下百座佛教道场及事业组织，以健全的僧团作为弘法利生的坚实后盾。
一九九二年开始，我又在世界各地成立“国际佛光会”
，以凝聚在家信徒的力量为主，与佛光山各别分院并驾齐驱，期能如人之两臂，鸟之两翼，借着僧信合作，将佛法的光明照耀寰宇。
而今已有百余个协会，可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佛光人。
他们在全球各地，有的以讲经弘法，有的以文教度众，有的以慈善利生，有的以修持安民，大家奉献己力，造福人群。
如今有人说我宿植善因，也有人说我法缘殊胜，其实什么是宿因？什么是法缘？当初我一无所有，如果没有佛教国际化的理想作为动能，就没有陆续的实践工作，当然也就没有这番成果了。
俗谓：“没有天生的释迦，没有现成的弥勒。”
佛道难成，但释迦牟尼佛以利济众生为愿力，就能够在五浊恶世成就佛道；弥勒菩萨在燃灯佛时是一个贪着利养的人，但也凭着十大善愿，在世间渐修善根，而于未来次第成佛。
所以，佛门里有一句话说：“愿不虚发。”
愿，就是一种理想，有理想才有实践，两者相辅相成，才有丰硕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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