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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可唆使其反对北京和东京中央政府的独立的地方统治者。
而且，由于这两个政府推行强硬的闭关自守政策，这里也没有潜在的第五纵队可让欧洲人利用。
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17世纪中已被无情地消灭，中日两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也被硬性削减，从而阻止了中、日国内同印度一样的人数颇多的商人阶级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商人同外国公司的联系多于同本国政府的联系。
因此，远东这两个国家能将它们同欧洲的联系限制在严格监督下的、仅仅是断断续续的贸易之中。
但到19世纪中叶，这一形势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变化。
首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万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
这冲击并不象在印度那样势不可挡；在印度，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几乎没有机会对外国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挑挑拣拣。
但是，这两个远东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
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
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以已改变的西方方式重新组织自己。
另一方面，中国太大，太具凝聚力，不可能象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
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
一、中国的开放
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自治的社会。
这一社会同亚洲其他社会一样，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
正是这一明显地自给自足、自满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从属的社会。
1514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时，中国人首次开始了同西方的直接交往。
继葡萄牙人之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也是由海路到达中国；而在北面出现了俄罗斯人，他们最从陆路到达阿穆尔河流域的。
中国人坚决避免同所有这些人侵者亲近（见第四章第四节）。
他们将贸易关系限制在少数几个港口，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事实上，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
这表现在他们对欧洲和欧洲人一无所知方面。
他们几乎不知道欧洲的位置，而且也很少问津。
关于欧洲的各个民族，他们完全混淆不清，只是笼统地将他们称为"
长鼻子蛮族"
。
他们认为不需要任何欧洲产品；这一点，乾隆皇帝在1793年给乔治三世的著名的信中曾煞费苦心地加以阐明（见第九章第三节所引）。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
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
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产生了至今震撼着远东和全球的影响。
英国之所以能率先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因为它在印度拥有强大的基地，并控制着诸海洋。
英国强行挑起争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国设在经商道路上的无数障碍。
不应忘记，英国人到19世纪中叶几乎已开始相信有一种在世界各地经商的神圣权力，并认为一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国家自由贸易是不合自然规律、应受谴责的。
促使中、英两国交战的直接问题是鸦片贸易。
17世纪，欧洲水手将吸鸦片的恶习传入中国，这一恶习便从各港口迅速蔓延开来。
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解决了英国支付中国产品的货款问题。
在此之前，英国人一向不得不主要支付黄金和白银，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商品很少感兴趣。
但现在，鸦片市场完全改变了贸易差额，而对英国人有利。
北京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颁布法令，禁止鸦片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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