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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行政区划的短时间内大规模改名，还是烦琐无法落地的俸禄制度改革，以及皇帝抛开官僚体系处理海量普通行政事务，一定会严重影响行政机器的运转。
王莽曾担任大司马、安汉公，总揽行政事务多年，管理经验丰富，怎么会不了解这一点呢？16
这可能仍然源于他改制后对官僚机构的定位。
在他想象的图景中，他坐在天下正中制礼作乐、发号施令，天下自动得到治理；各地的官僚、诸侯仿佛“神职人员”
，道德上以身作则最重要。
在这个图景里，俸禄的绩效管理会使官吏们主动干好工作，改名也会令治理更加有效而不是变得混乱。
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也不难理解。
历史上，每个时代总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实行了什么样的制度，社会就会立刻变好。
但事实是，维系一个版图庞大的国家很难，古代更难。
周代采取封建制，是因为没法中央集权，只能委任诸侯自治，以宗法和礼乐维系忠诚。
秦汉帝国演变为中央集权，就必须采取郡县制度，派出官僚治理。
新朝虽然标榜实现了周代的礼乐，内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帝国，当然也必须实施郡县制，官僚机构不可或缺。
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
行政体制的混乱，决策链条的断裂，使得新朝的统治机制从效率降低逐渐走向崩坏。
在中央，王莽的亲力亲为确实避免了大权臣的出现，却制造了许多小权臣；他们发现王莽根本干不完这些工作，就扣下一些事情不报，进行权力寻租。
一些从郡县来到长安上书的官员，迟迟等不来回复，长年滞留于此。
长安的卫戍部队都是从郡国征召来服役的，按照制度应该定期轮换，但这事儿没人管，竟然连续三年没有轮换。
地方上就更严重了，行政区大量改名，就得重新刻制印章，吏民对这些名字也很生疏，诏书里提到一个郡县的名字，怕大家不知道是哪里，还得在后面缀上原来的名称。
而行政区划的剧烈更改，导致地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
有的郡县职位空缺得不到及时补充，剩下的官员身兼数职，疲于奔命，或是大权独揽，无人制衡；有的地方官趁机大搞腐败，盘剥百姓。
郡县的诉讼案件大量积压，监狱人满为患，有人没有罪也被长期关押，最后被放出来不是因为案子办完了，而是赶上了大赦。
边境的军队因为行政调度的失效，粮草供应跟不上，一些军队出现了哗变。
俸禄的无法落实和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各级官吏对王莽离心离德，对新朝的热情也渐渐消退。
按照常理，皇帝越是集权，官僚体系越是趋向于暗中对抗，王莽虽然大权独揽，有效权力却日益萎缩，没法有效传导到地方，甚至号令不出长安城。
基层官员利益受损更严重，后来更始帝和光武帝起兵的队伍里，有大量新朝的基层官员加入。
王莽对这些后果，很可能茫然无知。
这可从太傅平晏去世后，他选拔唐尊接任太傅之事略见一斑。
唐尊在汉末就是儒学名士，也是王莽最坚定的支持者。
成为太傅之后，唐尊身着简朴的小袖短衣，出行时乘坐母马拉的柴车，居家时在干草上坐卧，吃饭时用瓦器当餐具，还把这些粗陋的餐具送给公卿，暗示他们也要勤俭。
有时候，唐尊出行时看见男女并排走路，觉得有伤风化，就学着《尚书》里的“象刑”
，把男女行人的衣服用红色涂抹一番，象征性地惩罚一下。
王莽听说后，大为宽慰，下诏让公卿们都向唐尊学习，把唐尊立为官僚的楷模，封为平化侯。
因为此事，后人常说王莽迂腐。
其实并非如此，因为这就是他眼中官僚应该具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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