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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奖赏鼓励善行，用刑罚惩治恶行，古代圣王推行这样的政策，像金石一样坚定不移；执行这样的法令，像西季交替一样准确无误；依据这样的原则治理天下，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难道他们会忽视礼义而不用吗？之所以反复强调礼义，是因为礼义贵在能将邪恶杜绝在萌芽状态，在细微之处就开展教化，让百姓在不知不觉中日益向善、远离罪恶。
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和别人差不多；但一定要做到使人们不再有诉讼案件发生啊！”
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先明确该选择什么、舍弃什么，一旦在内心确定了取舍的标准，国家安危的征兆就会在外部显现出来。
秦王想要尊崇宗庙、保佑子孙，这点和商汤王、周武王是一样的。
然而，商汤王、周武王不断推广德行，国家延续了六七百年；秦王统一天下十几年就彻底败亡。
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王、周武王在确定取舍时审慎周密，而秦王在这方面却疏忽大意。
天下就像一个贵重的器物，现在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会倾覆。
天下的道理和放置器物没有区别，关键在于天子如何处置。
商汤王、周武王把天下置于仁、义、礼、乐的基础之上，国家传承了几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王把天下建立在法令、刑罚之上，灾祸很快降临到自己身上，子孙也被诛灭，这也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
这难道不是最明显的验证吗？人们常说：“听取意见的方法，一定要用事实来检验，这样进言的人就不敢信口开河。”
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殷商、周朝、秦朝的历史来观察验证呢？
君主的尊贵就好比殿堂，群臣如同台阶，百姓则像地面。
所以，台阶有九级，殿堂的边缘远离地面，殿堂就显得高大；台阶没有层级，殿堂的边缘靠近地面，殿堂就低矮。
高大的殿堂难以攀登，低矮的殿堂容易被人侵犯，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
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制定等级制度，朝廷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廷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是各级官吏，一首到平民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等级之上，所以天子的尊贵是至高无上的。
俗话说：“想扔东西打老鼠，却又怕砸坏了器物。”
这是很恰当的比喻。
老鼠靠近器物时，人们尚且害怕砸坏器物而不敢下手，更何况是靠近君主的贵臣呢！
用廉耻节礼来约束君子，所以君子可以被赐死，却不能遭受侮辱。
因此，黥刑、劓刑这样的刑罚不适用于大夫，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
按照礼制：不敢询问君主所乘车马的年龄，践踏了君主马匹的草料要受处罚，这都是为了预先防止对君主的不敬行为。
如今，像王、侯、三公这样的显贵，天子都要以礼相待，他们就如同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但如果让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接受黥刑、劓刑、髡刑、刖刑、笞刑、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那么，这不是让殿堂没有台阶了吗！
让尊贵的大臣遭受如此侮辱，不是太过分了吗！
如果不推行廉耻之道，大臣们手握重权、身居高位，恐怕就会产生像囚徒一样不知羞耻的心态。
秦二世在望夷宫被杀，就是因为养成了“投鼠而不忌器”
的恶习，对大臣过于严苛。
我听说：鞋子再崭新，也不会放在枕头上；帽子再破旧，也不会用来垫鞋底。
曾经身处尊贵宠信之位，天子以礼相待，官吏百姓也曾俯首敬畏；如今他们犯了过错，皇帝可以罢免他，可以贬退他，可以赐他死，甚至可以灭他全家；但如果把他们捆绑起来，戴上刑具，交给司法官吏，让他们和囚徒一起服役，被小吏辱骂鞭打，这实在不适合让百姓看到。
让地位卑贱的人习惯看到尊贵的人一旦犯错，也会遭受这样的待遇，这不利于培养尊重尊贵者的风气。
古时候，大臣因不廉洁而被废黜，不说他不廉洁，而说“簠簋不饰”
（意思是盛食物的器具不整洁，暗指品德有亏）；因淫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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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无别而获罪，不说他淫秽，而说“帷薄不修”
（意思是家中的帷幕屏障没有整饬，暗示家风不正）；因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而获罪，不说他软弱，而说“下官不职”
（意思是下属官员不称职）。
所以，当贵重大臣确实犯了罪，也不会首接用罪名来称呼他，而是委婉地替他隐瞒。
因此，当大臣处于被严厉谴责、呵责的境地时，他听到谴责、呵责就会戴上白帽，用毛绳系住脖颈，端着盛水的盘子，放上一把剑，到请罪之室去请罪，君主不会派人捆绑着他去行刑；大臣犯了中等罪行，听到命令就会自杀谢罪，君主不会派人揪着他的脖项处刑；大臣犯了大罪，听到命令就会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会派人揪着他的头发按倒在地施刑。
君主会说：“您自己犯了过错，我己经对您以礼相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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