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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我激励；用廉耻来约束他们，人们就会注重气节品行。
君主设立廉耻、礼义来对待臣子，臣子如果不以气节品行回报君主，那就不配做人。
所以，教化成功、风俗形成之后，做臣子的都会顾全品行而忘却私利，坚守节操而践行大义，这样就可以把不须帝王亲自处理的大权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培养廉耻、推行礼义所带来的结果，君主又会损失什么呢？如果不这样做，却长期实行不尊重大臣的做法，所以我说这也是值得深深叹息的事。
贾谊因为绛侯周勃之前被逮捕入狱，最终却没事，所以用这番言论来劝谏汉文帝。
汉文帝深受触动，接纳了他的建议，开始以礼对待臣下，注重节制。
从这以后，大臣有罪，大多选择自杀，而不愿接受刑罚。
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冬天十月，汉文帝下令，列侯的母亲、妻子，诸侯王子以及俸禄二千石的官吏，不得擅自征调抓捕百姓。
夏天西月，大赦天下。
六月癸酉日，未央宫东阙的罘罳（一种设在门外或城上的网状屏风）发生火灾。
民间流传着一首歌唱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还可以缝制成衣；一斗粟，还可以舂米做饭；可兄弟二人却不能相容！”
汉文帝听到后，心中十分愧疚不安。
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夏天，汉文帝封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刘安等西人为列侯。
贾谊知道汉文帝日后必定会再封他们为王，就上书劝谏说：“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行！
陛下赦免了他，将他流放，他自己生病而死，天下人谁会认为对他的处置不当呢！
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为王，只会让陛下在天下人面前背负骂名。
这些孩子长大后，怎么可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呢！
当年白公胜为父报仇，他的仇人是祖父和叔父。
白公胜发动叛乱，并不是想夺取国家政权，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亲手刺向仇人的胸膛，即便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淮南国虽小，当年黥布就曾凭借它起兵；汉朝能平安无事，只是侥幸罢了。
给予这些人足以危害汉朝的资本，从策略上看很不利。
给他们百姓，积累财富，这样下去，即便没有伍子胥、白公胜在都城之中复仇，也可能会有专诸、荆轲那样的刺客在宫廷之内行刺，这就好比把兵器借给盗贼，给老虎添上翅膀。
希望陛下仔细考虑！”
汉文帝没有听从贾谊的劝谏。
这一年，东方出现了彗星。
汉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春天，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土地干涸，庄稼受灾，百姓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汉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冬天，汉文帝前往甘泉宫。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让汉文帝十分棘手的事：将军薄昭杀了朝廷的使者。
薄昭是汉文帝母亲薄太后的弟弟，也就是汉文帝的舅舅。
汉文帝不忍心首接下令诛杀他，就派公卿大臣们去陪薄昭喝酒，想让他自己明白过错，主动自杀谢罪。
可薄昭不肯自尽。
无奈之下，汉文帝又让大臣们穿上丧服，到薄昭家里去哭吊，薄昭这才自杀。
对于这件事，司马光评论道：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决断倒是很果断，但从道义上来说不太妥当。
当年秦康公送别晋文公时，尚且有‘见到逝者遗物，就感觉他还活着’的感慨；何况当时太后还在世，薄昭是太后唯一的弟弟，汉文帝却毫不迟疑地逼他自杀，这没法安慰太后的心。”
但我（司马光）认为，法律是天下公用的准则，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对待亲人和外人一视同仁，严格执法，这样才没人敢有所依仗而触犯法律。
薄昭虽然一向被称为德高望重的人，但汉文帝没有给他安排贤能的师傅教导他，还让他掌握兵权；他骄纵起来冒犯君主，甚至到了杀害朝廷使者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有所依仗才敢这么做吗？如果汉文帝就此赦免他，那和汉成帝、汉哀帝时期又有什么区别呢（汉成帝、汉哀帝时外戚专权，法纪松弛）？魏文帝曾经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不认同他杀薄昭的做法，说：“对于太后、皇后的家族，只应当用恩情好好供养，而不应当赋予他们权力，一旦他们触犯法律，又不得不惩处。”
这其实是在批评汉文帝一开始就没有对薄昭加以约束防范，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
所以说，想要安慰母亲的心，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该谨慎对待，防患于未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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