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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资本主义的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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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社会已经从规训社会进入到了一种控制社会。
“规训社会”
（thedisarysociety）是福柯《规训与惩罚》中的核心概念。
它指的是，社会为每个个体提供一个统一的、规范性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所有人都必须被规训到这样一个统一的规范性上。
“控制社会”
是德勒兹在福柯规训社会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
与规训社会的管控相比，控制社会是信息时代的一种强化版本的持续不间断的控制。
德勒兹认为“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
①，它对应的是“控制学”
和“电脑”
。
在这个意义上，规训社会也就是信息传播社会。
在“控制社会”
判定的基础上，德勒兹认为我们除了研究绝对统治权、惩戒权（又被译作规训权力）外，在现代社会还应研究“变得霸道的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权”
。
关于这一点，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控制社会意味着每个个体可以是理性多元的，它容纳每个人的行动自由，同时又能够通过一种精细化的信息数据化管理全方位地管控每个人。
基于此，西方社会主要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放任的治理术。
为了占据新自由主义话语下治理的合理性，资产阶级不断取消有可能暗示规训意图的治理手段。
放任娱乐，消费新潮，个人的自由性多元论成为正义本身。
美国共和党人曾竭力反对全民医保议案，西方国家的一些当政者试图取消公共卫生领域社区管理的强制性和干预性，这些国家的城市治理的权力载体在与市民健康休戚相关的各个领域都不断地退缩。
关于西方社会在应对大流行病时所采取的治理方式，福柯在1978年法兰西课程的演讲中，曾作出了颇为独特的历史谱系学分析。
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分析了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应对流行病所采取的不同治理措施。
中世纪应对麻风病主要采取排斥的方式，实际上，这是将麻风病人与非麻风病人之间截然对立的一种举措。
17世纪西方国家应对鼠疫时，主要采取了隔离管治的方式，这是一种明确规定具体时间、行为方式、食物类型的规训系统。
西方18世纪应对天花的方式与前两种方式又有所不同，它通过统计学分析来判断接种疫苗的风险、死亡率及不同年龄阶段接种疫苗的效果，并以此来阻止流行病的传染。
这种应对天花的方式被福柯称为“安全机制”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在病人和非病人之间作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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