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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考虑的对象是一个整体，没有病人与非病人之间的隔绝和断裂，也就是说，它从整体上考虑的是全部人口，在全部人口中观察可能的致病率和死亡系数是多少，也就是说，预计在全部人口中，因为疾病而死亡的人数正常情况下是多少。”
①这样能够在整体上确保人口的安全，即使有部分人会因感染病毒而死亡。
不对病人和非病人作出区分，表明这是一种既非排斥又非管治的更为自由的治理方式，而这种自由放任的治理方式却是建立在对所有相关的综合因素精确掌控和把握的基础上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由主义治理术和控制社会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认为现代国家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从领土国家到人口国家的转变。
对领土扩张的关切是君主巩固统治权的必要条件，而对人口的治理则意味着资本主义自由治理术的诞生。
应对天花、饥荒都是和人口直接相关的。
福柯分析了18世纪重农主义的基本主张，与重商主义强调限制和管控不同，重农主义主张在应对饥荒和粮食短缺问题上，放任粮食价格上涨和不良商人囤粮，也不限制粮食出口。
重农主义认为，人们自然会在市场上得到启示，更多人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投入到粮食种植上来。
从长远看，粮食种植能够有效缓解粮食短缺的问题，也会保障整体人口的安全。
由此，我们可以说，对人口的治理表征着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诞生。
同时，福柯还指出了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另一重面向。
“在自由主义体制下，在自由主义治理技艺下，行为自由是被蕴含的，是被要求的，人们需要它，它是为调节服务的，但它还应该是被创造出来、被组织起来的。”
②
这表明，从生命政治学的治理术视域来看，自由主义体制下人们的行为自由是资本主义自由治理的必要内容。
自由主义治理术所遵循的根本治理原则是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
自由主义体制给予人们行为自由，这不仅是所谓的治理合理性的表现，也是低投入高收益的现实治理策略的体现。
所以，福柯揭示了“自由是每时每刻被制造出来的东西。
自由主义不是接受自由。
自由主义是每时每刻制造自由、激起自由并生产自由，当然还伴随着（一整套）约束和制造成本问题”
①。
自由主义虽然尤为强调治理的节制性问题，但是“‘自由发生’（libérogènes）装置所具有的两面性：被用来产生自由而却有可能恰恰产生相反的结果”
②。
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悖论就是自由与风险危机共存。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染全球的时代，西方国家（以美国最为典型）依然无意采取必要的管控手段，而是坚持自由至上的治理理念和自由放任甚至群体免疫的抗疫举措。
福柯以历史谱系的视角分析了17、18世纪西方社会的生命政治学。
其中《安全、领土与人口》是福柯生命政治学发生转折的标志性著作。
从圣保罗讲座到《必须保卫社会》，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学的概念。
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说生命政治有两种手段，一种是惩戒肉体，一种是调节生命。
但无论是惩戒肉体还是调节生命，生命政治学更多的是关注个体。
但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里面，他提出并集中阐释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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