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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西方发展出了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制约和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
因此，如果没有对罗马世界的宗教和法律传统进行现代改造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早就自行瓦解了。
其实，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已经为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指明了方向。
亚当·斯密向我们表明，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是：以同情为基础的公正旁观者作为内心的监督；以公正为核心原则的法律制度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完全平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
这三条正是《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出入及军备的演讲》和《国富论》三本著作各自的主题。
这就是斯密留给现代资本主义最为宝贵的遗产。
可见，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在内心道德监督和外在法律规范制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而在这三者之中市场经济的基督教道德主体是最为基础性的。
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主体的建立是一个重要问题。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矛头直指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也仅限于借鉴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其背后的精神文化支撑——新教伦理是不能引进的。
而传统的儒家伦理已经被摧毁，社会“正在成为一种能够被明显感觉到的普遍而深刻的精神缺失。
这种缺失意味着：以往的或既与的精神样式已不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了；虽说某些部分或片断依然在起作用，但缺少一种已然成熟的定型的完备的精神形态，一种足以掌握并协调日益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使之获得自由表现的精神形态”
①。
正是这种困境将当代中国精神建设的任务提到了思想面前。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建制，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伦理道德规范。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逢其时，它绝非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捕捉到了当代中国急需解决的时代任务。
作为精神-文化建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一种成熟的、定型的、完备的精神形态，一种足以掌握并协调日益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使之获得自由表现的精神形态。
这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客观精神，是中华民族在现时代的安身立命之本。
作为客观精神的精神-文化建制绝非一种主观任意性的构造，它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具有这两方面的内容。
黑格尔曾经立足于客观精神的概念，批判了形式的知性、形式的意志和自由、外部的反思、无内容的推理和空洞的抽象。
一句话，批判了主观思想的各种表现形式。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探讨了精神-文化建制的原则。
黑格尔指出：“在国家内表现它自己，而且使自己被认识的普遍的原则——包括国家一切的那个形式，——就是构成一国文化的那个一般原则。
但是取得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存在于那个叫做国家的具体现实里的——那个确定的内容就是‘民族精神’本身。”
②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国家在它的一切特殊事物中，都被这个“民族精神”
所鼓舞。
“关于这个精神，必须有一种明白的自觉，而这种知识的中心便是宗教。
艺术和科学仅仅是这同一内容的不同的方面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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