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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高考一样。
在科举中获得成功，既有在读书上聪明勤奋的因素，也有极运气的成分，这让千万读书人曾不禁一再慨叹“时也、命也”
。
我们可以稍看一下历史上数不清的名人不第的例子，就可知科举入仕之艰。
一生未考得任何功名的读书人里，最著名的大概要数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了。
这一长长名单上，还可列入黄巢、孟浩然、唐伯虎、蒲松龄、金圣叹、洪秀全、袁世凯……简直举不胜举。
李时珍14岁考中秀才，之后9年3次落榜，最后弃学从医，历时29年著《本草纲目》；吴敬梓在落榜后愤而写下传世的《儒林外史》。
著名唐代文学家韩愈、晚清重臣左宗棠都曾三试不第。
由此不但可见看科举取士对于古代读书人之残酷，也可以看出以作文取士的科举考试的极大局限。
它所青睐的，并不见得都是有真才实干的才俊。
在这种科举制度，中则荣宠无比、败则一文不名，简直像买彩票一样，难怪上文中的范进在中举后一时喜而发疯了。
当然，上面引文中范进的事例讽刺的是科举制度下的一种极端状况。
人性本来是不同的，一样米养百样人。
既可以说，科举制度使儒学经典成了一种功利的工具，而且使读书人的人格僵化到了可笑的地步，但反过来说，中国儒学精神中可贵的一面，又恰恰是依托着科举制度而得以遗存下来的。
古代的仁人义士层出不穷，无不深受儒学精神的熏陶，把仁义礼智的最高信念融入到自己的人格，把取得功名作为实现自己抱负的手段，而非终极的目的。
所以范进式的人固然不少，但文天祥、方孝孺式的人也总是代不乏人。
况且，古代一个优秀读书人的标准，不但学问要学富五车，而且人品要彪炳千秋，才不枉读了一场“圣贤书”
。
那么，无数的读书人中间，用道德礼仪门面者不少，用生命践行圣贤遗教也多不胜数。
与上面那些数都数不过来的科场上的倒霉蛋不同，蔡元培的运气似乎特别好，在艰险崎岖的科举道路上步步登高，真可谓一帆风顺。
1883年，蔡元培16岁，考中秀才。
此后两年，他在家乡设馆教书，自由阅读。
1885年开始参加乡试，未中，连考了三次，在1889年考中举人。
接下来，1890年会试中的，成为贡士。
又在1892年通过了殿试，成为进士，被钦点为清政府最高学府翰林院的庶吉士（从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任，明朝首辅张居正、清朝重臣曾国藩都干过这个职务）。
1894年，27岁的蔡元培又被提升为翰林院编修。
这一向上攀登的历程，虽非一考而就，但结果总算是功得圆满，蔡元培可谓少年得志，科场生涯几近圆满地完成了。
当中举消息传来时，蔡元培显然没有像范进那样发疯。
这时的蔡元培毕竟是一个风光无限的年轻人，考取功名，也不过是他十年寒窗苦读之后一个情理之中的收获。
但得偿所愿、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光了宗耀了祖，这时的蔡元培着实兴高采烈了一番。
蔡元培在考进士时所做的文章广征博引，文章中的有些字句用典很为生僻，连主考官都不懂。
结果，考中进士的蔡元培立即受到大名鼎鼎的清廷户部尚书、学问家翁同龢赏识，赞誉他是“年少通经，文极古藻”
的“俊才”
。
按照惯例，通过考试的同科士子都要去拜谒主考官翁同龢。
其实，这也是例行公事、走一走过场。
大概因为这样，翁同龢对一批批的来访者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无印象，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往往简单地记下“新庶常来者八九人”
“新门人两人来见”
，连名字也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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