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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长的上奏人名单中可以看到,除了蔡元培,还有文廷式、徐世昌、张骞等这些近代史上的名人,而且,清一色的全部是汉人大臣。
有清一代,汉人大臣一般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自称为“臣”
,而满人官员一般自称“奴才”
。
“奴才”
是比“臣”
更为亲近的自称,汉臣是没有资格在皇帝面前自称为“奴才”
的。
这个奏折里,大家一方面痛恨李鸿章不争气,另一方面又指出,在中国问题上,列强们并不完全与日本站在同一立场,反而有与中国交好的,如英国、德国。
应该利用世界强国之间的罅隙,学中国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之术,联合英、德列强以抵御野心勃勃的日本人。
这批汉臣愁愤国事的心境可见一斑。
但这时,暮气重重的清王朝当权者早没有了昔日入关时的意气风发和果决悍勇,再也焕发不出励精图治的精神,去搞什么合纵连横了,偌大的王朝只想在列强的夹缝中挨一天算一天。
而后来的北洋军阀则不同,纷纷找各国列强做自己的靠山,形成了积弱的近代中国颇为奇葩的一段历史。
最终,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
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中国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字,深深刺痛了蔡元培这位青年知识分子的心。
个人正春风得意之时,国家却面临灭顶的危难,蔡元培还没来得享受功名带来的荣耀、施展满胸的才华,就值逢国家倾危的巨祸。
巨大的反差,对于蔡元培的刺激是巨大的。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蔡元培精神中对家国一生的忧患,以及他为民族“救亡图存”
的生涯,就将从此开始了。
蔡元培将再也无法安心地正襟安坐于朝堂之上,闲散优游于诗酒酬对之中。
我们从蔡元培青年时的一些作为中也大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深深把济世情怀、忠孝信义的儒家品质写入灵魂深处的人,这样一个人,绝不会只关心个人宠辱而把世事的安危置之度外。
蔡元培认为甲午战败乃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
他说,“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
,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马关条约简直比战国时期韩、魏屈事于秦,南宋屈事于金更加让国人屈辱。
他谴责清王朝的治下“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
。
在极度的愤懑和失望之下,1895年秋,蔡元培向上司乞假回乡一年,直至1896年12月才回京销假。
1897年冬,又发生了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德国派兵强占山东胶州湾的事件。
闻事后,蔡元培气愤地说,当朝“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
。
处于朝堂之中的蔡元培见识了清廷当权人物们的昏庸,他渐渐感到这个政权已经没什么指望了。
灵魂深处的革命
蒋梦麟曾这样回忆他所见到的蔡元培:
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
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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