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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就是一场极不成熟政治闹剧：一小撮激进的维新派愤青妄图用最小的代价，给政权机器换几个零件，就给偌大的中国来个天翻地覆、改头换面式的变革。
结果证明，这种强烈想要用最快、最省事的办法改变中国现状的理想主义变革，遭到的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本来，执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对于维新变法冷眼观之。
但一众热血的维新派这时头脑一热，想要干脆把慈禧太后和一班守旧迟暮的官僚们一举从权力的中心踢出局，转而扶正全力支持维新派但权力完全被架空的年轻皇帝光绪帝。
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官僚势力所绝不能容忍的事。
结果，由于袁世凯的叛卖，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
腥雨欲来，闻讯的维新派中，康有为、梁启超分别远循法国、日本，唯有谭嗣同宁死不逃，愿以性命唤醒国人，与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昏庸的清廷问斩于北京菜市口刑场。
中国上层政治变革“百日维新”
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
“戊戌六君子”
的死再次极大地触动了蔡元培，他对维新人士的精神当然是感佩有加的，这些同龄人的那一种热血和牺牲的精神，以及他们所胸怀的抱负唤起了他的强烈共鸣。
对于一身侠气的谭嗣同，蔡元培格外佩服，他几年后的一封信中还念念不忘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盖元培所慕者，独谭嗣同耳。
苦康、梁之首事而逃，经元善之电奏而逃，则固所唾弃不屑者也，况其无康、经之难而屑屑求免也乎。
且夫避祸者，所以求生也。
充求生之量，必极之富贵利达。
[4]
其实，维新派在活动之初，不可能不引起蔡元培的注意。
何况，蔡元培与维新派、大才子梁启超有着己丑（1889年）同年的关系。
但蔡元培本人没有参与这场近在身边、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变法，这可不是因为他胆小怕事。
蔡元培本人为变法之事感奋的同时，却有着他自己独有的冷静。
在“戊戌变法”
前后，维新派的人士在先进的知识界以及朝廷中，可谓风光一时。
但一方面，由于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当时在社会上知名度已经很高了，假使真的变法得逞，从权位上来说，就是新时代里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质朴而耿介的蔡元培不愿被世人说自己“攀龙附凤”
，并未前去结交。
他在《自写年谱》这样写道：“康有为氏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诸氏被任用，励行新政，我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
我与梁氏虽为乡试同年，但亦未与见面。”
另一方面，蔡元培总是隐隐感到，这种用上层政治斗争改变国家命运的策略并不是拯治国家的一付回春妙药，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是深入骨髓的。
“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
这是蔡元培肚子里的想法。
他认为这些维新变法的烈士们并没有建立起什么群众基础，而只想凭一己之力、少数精英的奋斗，用最省事儿的办法、最小的代价，动点儿小小的外科手术，就想给中国来个改天换地，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当“戊戌六君子”
血洒菜市口的噩耗传来，血的事实对蔡元培还是对造成了很大的刺激，他进一步意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
此外，他感到清王朝的掌权者已经失去基本的理智，只顾自己的既得权位而不顾民族的整体利益，冥顽到了极点，这也让蔡元培对这个君、这个国失望到了极点。
蔡元培再也没有心思在北京当官了，断然于1898年秋天离开北京南归。
蔡元培这种举动，很容易让人怀疑他是康梁同党，但他丝毫不作辩解。
经过十天的行程，1898年10月26日，蔡元培从京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绍兴老家。
回到家乡，恰好这时家乡绍兴城中成立了一所中西学堂，缺少一位校长。
身为翰林、颇负学名的蔡元培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选，被推荐为学堂的监督（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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