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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当地士人界是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作略马上就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
上面提到蔡元培和校董徐树兰之间出现分歧，蔡元培愤而辞职，经人说和，他又回到绍兴学堂任教。
但蔡元培一再干出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离谱之事来，把守旧传统的人们吓坏了，简直认为他人品上有问题。
以徐树兰为代表的当地传统派士绅要办的教育是“只以金银遗子弟，何如道德教儿孙”
式的传统教育，在他们看来，新学的设置只是为了因应新的时势而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略加调整，并应以不破坏传统的“道统”
为前提。
可是蔡元培于公于私的种种作略实在是一再地冲击了他的底线。
校董徐树兰先生不再热衷于绍兴中西学堂的校务，到了1900年底，学堂需要经费投入，蔡元培又去与徐先生协商，但徐先生冷淡以对。
蔡元培最后只好于1902年2月底离开中西学堂，移交出校职。
当不当校长这个官，并不是蔡元培最在意的事。
在他的想法里，国家的兴亡有赖于新式思潮的广播，国之不存，民将焉附？他不是要故意标新立异。
他知道，旧的观念不得不用激烈的方法去冲击。
更何况，这些新思潮并没有违背他道德人品的底线，并没有违背“忠恕”
之道，相反，执死教条、陈旧不化反而是他所鄙夷的。
结婚那天，蔡元培不让闹洞房，只请一班好友来家里聚会，并在聚会上大讲男女平权、男女平等。
有一位客人半开玩笑地质问蔡元培：“照你说的，假如你的夫人比你学问高，那你就应该把夫人当做老师，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夫人。”
蔡元培笑嘻嘻地回答，“学问总是有大有小，但从人格上看，却无所谓大小，而是平等的”
。
至1921年1月，黄仲玉女士在北京病逝，时在欧洲的蔡元培在悲痛之中写下了这样的祭文：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
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20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能尽汝之天年。
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汝爱我以德，无微不至。
对于我之饮食、起居、疾痛、疴养，时时悬念，所不待言。
对于我所信仰之主义，我所信仰之朋友，或所见不与我同，常加规劝，我或不能领受，以至与汝争论；我事后辄非常悔恨，以为何不稍稍忍耐，以免伤汝之心。
呜呼！
而今而后，再欲闻汝之规劝而不可得矣，我惟有时时铭记汝往日之言以自检耳。
……
后来，这篇情意悲切真挚的祭文在社会上传播一时，被选入当时全国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作为范文。
我们可以评价蔡元培上面的作略，是反对封建式的“卫道士”
。
但究根而论，如果卫道士不仅仅是一个贬义词的话，蔡元培也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卫道士。
他在捍卫他心地上的“忠恕、平等、理想、赤诚”
之道。
这种捍卫，却恰恰以打破传统伦理纲常、显奇立异的面目出现了。
执教南洋公学
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
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大家练习演说罢！
上面就是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担任总教习时，在公学里的学生组织——演讲会上讲的一段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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