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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看做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但还没有形成大的影响。
恰恰是在蔡元培担任了北大校长后,在“兼容并包”
的指导思想下,蔡元培吸纳和聚集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人进入北大,还支持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也迁到北大,深入到求新意识强烈的青年人中间。
这等于是把倡行新文化的力量汇聚到一面旗帜下,才集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造成前所未有的声势。
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一度来自政治和文化两界。
1919年2月至3月间,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代表守旧派人士,率先向北大和蔡元培发难,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把蔡元培比作襄助“毁圣灭伦”
的怪物,指斥北大的陈独秀、胡适等人“覆孔孟,铲伦常”
,“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
,告诫蔡元培要“以守常为是”
,“为国民端其趣向”
,意思是说,要蔡元培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影响,给人民做一个端正的榜样。
客观地说,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中间,一些人是出于守旧心理,对传统文化有难以割舍的感情,还有一些人是为了维持中国文化的纯正,他们担心革新会把传统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抛却,这导致他们对任何形式上的革新和叛逆都不能容忍,这其实是情有可原的。
一些是顽固不化者,一些是慨叹人心不古者。
守旧、反革新,有时和人品有关,有时则是纯学术上的争论,和私德无关。
对于林纾这一类人的发难,蔡元培一一做了从容的答辩。
蔡元培给林纾写了一封信,就林纾对北大、对陈独秀、对胡适等人的攻击或批评略有辩解。
但守旧派一再造舆论,北洋政府的首脑们也有点儿坐不住了,通过民国的教育部,向蔡元培施压,要他注意约束北大师生的言行,批评《新潮》杂志等言论过于激进,乃至于传出要蔡元培辞退陈独秀、“管教”
胡适等人的声音。
这下子蔡元培可没法容忍了。
“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50]字字掷地有声。
1920年4月,蔡元培进而在北京英文《导报》增刊上发表了《洪水与猛兽》一文,在文章中,他以洪水比喻新思潮,以猛兽比喻军阀,他说,“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
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了”
,“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和猛兽竞争。
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
[51]
新思潮中的沉静者
蔡元培本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远不仅仅是在组织方面。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曾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这样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蔡元培,他也肯定了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领域的地位。
例如,新文化运动的舆论中有一种“科学主义”
倾向,即把科学看成是万能的,乃至于认为科学不但能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也能用于解决人生观问题。
这一类的新文化人士推崇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把一切对“超验”
问题的探讨都视为应该排除在学术研究之外的“玄学”
。
而蔡元培则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蔡元培本人,应该说历来是提倡科学的,也热心地赞助一切科学事业,但是,他认为科学是有局限的,并不能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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