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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学方针。
正如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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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兼容并包实际上也有很大的风险：既有可能汇聚各方英才，也有可能成了三教九流无不掺杂的大杂货铺。
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掌管者的态度和作风。
蔡元培本身对于中西学术都有深厚的积淀，对于真正的人才，他很少看走眼。
蔡元培在这个时候对各类学术人才兼收并蓄，并造成了一种大家和平共存、不相妨害的局面。
本来中国有“文人相轻”
的传统，互相谁也瞧谁不服气，共处一堂，是很容易滋生矛盾的。
但蔡元培处事公平、不偏不倚，使各路才俊心服口服，把彼此的不满和争辩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蔡元培刚到北大时，北大的本科分为四科，有四个学长。
蔡元培重新聘请了四科的学长——文科学长为陈独秀、理科学长为夏元瑮、法科学长为王建祖、工科学长为温宗宇。
在当时北大，文科是守旧派最为集中之处、是北大教育革新的首要障碍。
因此，整顿北大首先是要整顿北大文科。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任校长的第九天，就以“三顾茅庐”
的精神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领袖人物陈独秀礼请至北大任文科学长。
陈独秀来到当时的北大，对北大教育革新的意义极为重大。
他上任文科学长，催发了北大在文化革新方面的锐气，尤其是他带来了一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刊物——《新青年》。
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新思潮，聚集了北大学人的革新力量，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在蔡元培的网罗下，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鲁迅、高一涵、沈尹默、吴虞等新派人物云集北大。
一时间，北大的师资阵容蔚为壮观。
这批人不仅思想新，而且各有所专、学有所长。
客观地说来，这些人物其各自的贡献，蔡元培是无法一人包揽和承担的。
但如果没有蔡元培，他们将无法汇聚在同一个旗帜下，他们各自也因此难以发挥那么大的影响社会思潮的能量。
是蔡元培给这些人提供了北大这样一个宽阔而高耸、得以施展所学的平台。
大量引进具有新知新思想的人，并不意味着蔡元培排斥“旧人”
。
很多思想守旧但是传统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也同样受到蔡元培的重视，例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黄节、崔适、陈汉章、屠寄等人。
这时北大的文科老师中，一大批学术建树颇丰的新老学者囊括其中，如马叙伦、马裕藻、朱希祖、陈大齐、陈介石、陈垣、孟森、杜国庠、马衡、吴梅、章士钊、刘文典、陈寅恪、徐悲鸿、杨昌济、沈兼士、梁漱溟、马寅初、陶孟和、王宠惠等。
北大的理科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也像文科一样人才济济，著名的教授学者有：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李书华、温宗宇、王尚济、孙云铸、陈世璋、俞同奎、秦汾、王仁辅……这批学者几乎无一不是当时国内科学界的顶尖人物。
在延揽人才上蔡元培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最著名的例证是年轻的学者梁漱溟。
梁漱溟既没有出国留学镀金的经历，也没有国内的大学文凭，但他钻研学术、富有创见的精神，让蔡元培感到这个人是个人才。
于是，时年仅24岁的梁漱溟被蔡元培招入北京大学，并给予他讲师的职称。
当梁漱溟后来成为一代大师——新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时，他总是不忘强调：是当年的蔡元培和北京大学栽培了他。
这一时期，有一个后来改写中国历史的人物也在北大任职，他就是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
不过，直到中国的红军完成长征后毛泽东提及他在北大的经历还愤愤不平，他对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回忆道：“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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