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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时候，对于南方的革命党人来说，最低限度，推翻满清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同时，无论谁当总统，毕竟共和政体已经在中华确立，成为历史的潮流。
另一方面，如果仓促间与袁世凯决裂，一则革命党人的实力不济，可能被袁所彻底击败，革命再次转入低潮。
在当时，希望与袁妥协以达到“谋全国精神之统一”
的想法，并不止蔡元培一人，是民国初年大部分革命党人的共同心理。
这反映了革命家和政治家的不同，或者说，反映的是理想主义人格和现实主义诉求的距离。
包括蔡元培在内的这一批以推翻满清、赢得新世界为最高理想的革命家们，从一开始所依赖的力量就是少数精英，怀抱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但是新秩序的建立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改写，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系统改造工程，而这远远不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所能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蔡元培在清末民初这一段时间，积极投身革命工作，成为民国的一位政治元老、革命元老，虽然他志不在政治，但这些经历反而对他日后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想积累了政治资本、创造了相当的便利。
简政纳贤——教育总长的第二课
完成迎袁专使的使命后，蔡元培回到南京，真正开始干上了他所深感兴趣的本职工作——教育。
这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初创，可谓无钱无粮。
教育总长蔡元培曾问过给予他任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教育部在何处办公，结果孙中山答以“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
。
后来，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的马相伯先生借给蔡元培内务司办公楼的三间屋子，蔡元培的教育部这才开了张。
有一天，总统府通知去领教育部的办公大印，教育部人手少，连跑腿的杂役也派不出，当了总长的蔡元培也不管什么身份，自己挟了块白布，坐着人力车去总统府领了大印，用布包着带回教育部。
这一切困难也挡不住蔡元培“创业”
的热情。
由于新政府建立，所有与新政府有关的人纷纷跑来，找关系托人情，想谋个一官半职。
蔡元培北上迎袁期间，教育部的次长景耀月代理部务，他私自开列了七八十人的名单，分别冠以司长、科长、秘书的职务，报请总统府颁发委任状。
名单上的人多和他有私交，但是跟教育行当没什么关系。
蔡元培回来后，马上发现了这一情况。
他耐心地同景耀月讲，这样做的话，真正的教育专家就被排斥在教育部外了。
而且如果下一任部长对这些人事不满意，一概革除，反而让这些人难堪。
蔡元培入情入理地做了一番工作之后，总统府又将这批委任状退还了教育部。
随后，蔡元培规定教育部中除教育总长、次长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他人员一律称部员，也就是普通办事人员，不委任官职。
他还完全杜绝教育部出现冗员的现象，上至部长下至书记员，蔡元培领导的教育部全部人员加起来共三十多个人，每人每月薪水一律30元。
这使教育部成了南京民国临时政府中最精简、开销最少的一个部。
这种作风还被蔡元培一直带到了后来迁址到北京的教育部。
1912年4月26日，新的教育部接手原清廷的学部，蔡元培给部员们讲了一番话：“前清办学之种种靡费，其细情不外奢、纵二字……国家无论如何支绌，教育费万难减少。
无已，惟有力行节俭，以为全国倡。”
费用可以节省，人才不能节省。
能给国家教育事业出力的人才和同志，蔡元培千方百计延揽。
鲁迅、许寿裳等人就是这在这一背景下进入教育部工作的，还有蔡元培往日的革命同志如蒋维乔、钟观光，留德同学如俞大纯等。
有一个年仅23岁的陌生青年，叫王云五（1888—1979，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力陈如何办好民国高等教育。
蔡元培细阅之下，觉得信中的意见很中肯，力邀王云五到教育部兼职，两人从此缔结了近30年的忘年深交。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的送终者。
一天，蔡元培在报上看到《孔学商榷》一文，看后很是欣赏，一打听，写文章的这个叫胡玉缙的作者是清末学部的部员，蔡元培也邀请他到教育部工作。
此外，蔡元培力邀非同盟会派系的共和党人、教育家范源濂做了教育部的次长。
他两次登门，诚恳地对范源濂说：“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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