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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法是深刻而富于远见的。
蔡元培坚决主张北大应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
,“沟通文理,合为一科”
。
[42]
1918年9月20日,蔡元培在开学仪式的演讲上说,“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画。”
1919年,蔡元培即废止北大文理科的科别,将原来分属文、理、法三科的14个专业一律改成为系,原来分属于这三科的各系分别改称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
这个院,不是院系的院,而是大院的院,也就是说,是按各科所在校园内的地域而划分的,并不算做一级机构,从而模糊了专业的概念。
蔡元培进一步认为,中国近代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亦始终犯了“重术轻学”
的毛病。
他说:
中国羡慕外人的,第一次是见其枪炮,就知道他的枪炮比吾们的好。
以后又见其器物,知道他的工艺也好。
又看外国医生能治病,知道他的医术也好。
有人说,外国技术虽好,但是政治上止有霸道,不及中国仁政。
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国进步。
于是要学他们的法学、政治学,但是疑他们道学很差,以后详细考查,又知道他们的哲学,亦很有研究的价值。
他们的好处都知道了,于是出洋留学生,日多一日,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了。
然而留学生中,专为回国后占地位谋金钱的也很多。
所以学工业,预备作技师。
学法律,预备考法官,或当律师。
学医学,预备行医。
只从狭义去做,不问深的理由。
[43]
他进一步说:
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回去经营,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
……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之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
[44]
简单总结蔡元培的观点,就是既要研究西方的“术”
,也要研究西方的“道”
,研究西方发达科学背后的人文思想方面因素,而不是仅仅把西方人的一些先进技术学到手,就大功告成,富国强民就指日可待。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蔡元培作为受过最传统中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何以身体力行地做出一些在当时的守旧派看来是惊世骇俗之举。
是的,蔡元培要学西方,他就要学到骨子里,而不仅仅是流于泛泛,他要革新中国传统的,是不合时宜的部分,而并非全盘否定、毫无坚持。
春风化雨的蔡校长
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于1915年至191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这一期间,正好是蔡元培在北大校长的任上。
冯友兰回忆说:
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是我心里一阵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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