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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历史结构优先于历史次序。
马克思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
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
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39]这里涉及的正是历史辩证法对现代社会结构的优先性的认可。
这也表明，历史辩证法绝不是历史主义，绝不是对历史起点和历史过程的抽象崇拜，而是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先行的、深入的考量和把握。
总之，绝不应该把辩证法从社会历史中剥离出来，并把它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遗产。
其实，历史意识和历史辩证法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遗产之一，而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改造了这一遗产。
（六）自由
正是基于上面提到的深刻的历史意识，德国古典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自由理解为理性追求的最高目标，而马克思也把自由理解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遗产之一。
康德认为，思辨理性涉及自然规律或自然必然性，属于现象的范围；而实践理性则涉及自由，属于自在之物的范围。
人既属于现象领域（在时空中），又属于自在之物的领域（超越经验和时空）：“事实上，人的行为，在它属于时间之中的人的规定的时候，不但是作为现象的人的规定，而且是作为自在之物的人的规定，那么自由便会是无法拯救的了。
人就会是由至上匠师制做和上紧发条的一个木偶或一架沃康松式的自动机。”
[40]在康德看来，在现象领域，当人面对自然必然性时，是不应该谈论自由的，因为“在现象里面，任何东西都不能由自由概念来解释，而在这里自然的机械作用必须始终构成向导”
。
[41]也就是说，自由只能在自在之物的领域，即涉及社会关系和人的意志时才能谈论。
显然，在康德这里，自然必然性与自由被分离开来，并被尖锐地对立起来了。
黑格尔认为：“这种不包含必然性的自由，或者一种没有自由的单纯必然性，只是一些抽象而不真实的观点。
自由本质上是具体的，它永远自己决定自己，因此同时又是必然的。”
[42]自由和必然并不是对立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强调，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不仅加深了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其自由意识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在黑格尔对康德的自由观的推进中，仍然存在着被疏忽的方面，即黑格尔在探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时，并没有自觉地从“必然”
概念中区分出“自然必然性”
和“历史必然性”
。
众所周知，他主要是在历史哲学中讨论自由问题的，从而实际上把自由理解为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由于康德谈论的是自由与自然必然性的分离和对立，所以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写道：“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43]恩格斯甚至把“真正的人的自由”
理解为“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
。
[44]可见，恩格斯并没有正视康德自由观提出的极为尖锐的问题：如果在现象的范围内认识了自然必然性或自然规律，人就达到了自由，人岂不会蜕变成“上紧发条的一个木偶或一架沃康松式的自动机”
。
比如，一个自然科学家认识了自然规律，他是否就变得自由了呢？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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