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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国理论界在探讨康德的批判哲学时，只重视对1781—1790年康德思想的考察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只有深入地考察1770—1804年这整个的“批判时期”
，才能把握康德批判哲学的全部内容。
三、海德格尔评论康德批判哲学的启示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其许多论著中都对康德的批判哲学做出了评论，而他出版于1929年的《康德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则可以视为他评论康德批判哲学的代表作。
这部代表作为我们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理解康德的批判哲学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首先，海德格尔主张摆脱传统的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视野来重新评价康德的批判哲学，特别是其批判哲学的奠基之作——《纯粹理性批判》。
他这样写道：
如果《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著作被解释为“经验的理论”
或可能被解释为实证科学的理论的时候，它的意图也就完全被误解了。
《纯粹理性批判》与“知识论”
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人们对此加以认可，即把这部著作解释为知识理论的话，那就必须说，《纯粹理性批判》不是关于存在性的知识（ontiowledge）的理论，而是关于本体论知识的（ontological）理论。
[36]
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实际上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不应该从认识论或知识论的立场出发去理解康德的批判哲学。
实际上，这样的立场必定会因真正的本体论背景的匮乏而显得肤浅。
所以，海德格尔在这部著作的一开头就写道：
基础本体论（fuology）意谓对人的有限的本质做本体论的分析，它应该为“属于人的本性”
的形而上学准备基础。
[37]
正因为海德格尔的批评奠基于他自己独创的“基础本体论”
，所以他对康德批判哲学的评论比同时代的任何哲学家都来得深刻。
第二层意思是：绝不能把康德的批判哲学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现象理论、经验理论或实证科学的理论，从而完全忽略了他在超验领域，即在实践理性领域中的重大的思考和贡献。
正如我们在前面早已指出过的那样，人们之所以对康德批判哲学的起点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正与这样的理解方式有关。
其次，海德格尔抓住康德晚年提出的“四个问题”
作为评论康德批判哲学的总纲，并把康德提出的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
看作他为形而上学奠基的明确的表述。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康德那里，“人是什么？”
的问题是依靠其人类学的著作来进行解答的。
于是，人类学，确切地说，哲学人类学就成了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基础性的学科。
这样的奠基是否具有其正当性呢？海德格尔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指出：
对哲学人类学观念的批判表明，仅仅简单地提出“人是什么？”
这第四个问题是不够的。
相反，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表明，甚至在今天，我们也还不拥有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决定性成果。
[38]
最后，海德格尔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在为形而上学奠基时，虽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但他启示我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
（thefinitudeinman）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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