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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不是因为人类理性通过康德之口，提出了这三个问题（①我能知道什么？②我应当做什么？③我可以期待什么？），所以，我们才肯定人类理性是有限的。
恰恰相反，正因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它才可能提出这三个问题。
按照康德的看法，这三个问题又都与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
有关，所以，归根到底，康德向我们暗示了“人的有限性”
。
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人的有限性”
的认识只能借助于他的以“此在”
的生存结构为切入点的“基础本体论”
，而不能像康德那样借助于哲学人类学，因为“此在”
比“人”
更原始。
换言之，哲学人类学不但不是形而上学和基础本体论的前提，相反，基础本体论才是形而上学和哲学人类学的前提：
假如人只是基于人的此在才是人，那么对于什么东西可能比人更原始的问题的探索，在原则上就不可能是人类学的问题。
一切人类学，甚至包括哲学人类学在内，都总是预先把人假定为是人了。
为形而上学奠基这个难题，在对人的此在的询问中，亦即在对人的最终的根据、对作为本质的生存的有限性的存在的领悟中找到了自己的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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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格尔看来，他的“基础本体论”
也就是为整个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的“此在形而上学”
（ametaphysicsofDasein），而康德的批判哲学为我们走向“此在形而上学”
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1]参见[日]桑木严翼：《康德与现代哲学》，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参见[日]桑木严翼：《康德与现代哲学》，15页。
[3]HansJoachimSt，KleiederPhilosophie，FischerTasbuchVerlag1989，s.387.李泽厚先生指出：“根据康德自己的看法，一般都把康德思想的发展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两大段落，以开始形成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三大《批判》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中基本观点为分界线。”
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再修订本），33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5]具体地说，就是康德所说的“休谟问题”
，即休谟否定了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认为它不过是主观心理上的联想。
参见Imma，SzurMetaphysikundLogik（1），SuhrkampVerlag1988，s.115-120。
[6]Imma，SzurMetaphysikundLogik（1），SuhrkampVerlag1988，s.118.
[7][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7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德]黑格尔：《小逻辑》，1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htranslated，Imma'sCritiqueofPureReasoiespress1950，p.41（B1A1）.
[10]htranslated，Imma'sCritiqueofPureReasoiespress1950，p.41（B1A1）.
[1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1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学者瓦·费·阿斯穆斯正确地指出：“按照康德的意见，《纯粹理性批判》所作的全部工作，都应该是为实践哲学或伦理学准备基础。”
参见[苏]瓦·费·阿斯穆斯：《康德》，4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Imma，Philosophicaldence（1759—1799），TheUyofChicagoPress1970，p.89.
[14]Imma，Philosophicaldence（1759—1799），TheUyofChicagoPress1970，p.252.康德这里说到的第四个二律背反，即自由与因果性的关系，实际上指的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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