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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态度大致上是康德以前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态度。
这是一种朴素的、独断的态度，认为思想完全具有客观性，即可以把握对象，既看不到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也看不到对象中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差异。
第二种态度是近代西方的经验主义和以康德为代表的批判主义的态度。
这是一种具有否定倾向和怀疑主义倾向的态度，认为思想只在现象的范围内具有客观性，即只可以把握现象或经验，却无法把握物自体。
第三种是以雅可比为代表的、直观式的态度，这是一种反对任何媒介、追求直接知识的态度，认为思想的客观性通过内心的启示、灵感等方式直接地呈现出来。
黑格尔对上述三种态度逐一加以批判，从而引申出自己对待客观性的态度，即当思想范畴摆脱主观方面的情感、意志、欲望和情绪等表象的束缚后，其辩证的自身运动也就最终获得了真理性，而“真理即是客观性与概念相符合”
。
[25]
不用说，在黑格尔对客观性的理解中，已经蕴含着他对哲学史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的理解。
一方面，他认为，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着客观性：
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是概念式的认识；它不是意见，也不是意见的产物。
[26]
也就是说，只要这种研究排除主观的意见，自觉地建基于对理性和真理的追求，其客观性和合理性就可以得到确保。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表示：
哲学史只有作为以理性为基础的现象的连续，本身以理性为内容，并且揭示出这内容，才能表明它是一个理性的历史，并表明它所记载的事实是合理的。
[27]
这就启示我们，黑格尔从来不怀疑哲学史研究中可能达到的那种客观性，并把这种客观性理解为理性和真理的同名词。
另一方面，他强调，哲学史研究不同于政治史的研究。
在政治史的研究中，必须对历史人物的性格、才能、情感等特点做深入的分析，并阐明这些特点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在哲学史研究中，历史上的哲学家的特点对他们的哲学学说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
在哲学史里，它归给特殊个人的优点和功绩愈少，而归功于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格愈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得愈好。
[28]
显而易见，在黑格尔对哲学史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的态度上，显露出某种康德以前的独断论形而上学的倾向。
无怪乎马克思会做出如下的评论：
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
[29]
这里的“复辟”
一词便道出了黑格尔哲学中某种旧东西的回潮。
然而，有趣的是，黑格尔义无反顾地加以维护的这种“客观性神话”
，在马克思的某些追随者那里却得到了有力的响应，“客观的”
、“客观性”
、“客观实在”
、“客观规律”
和“客观真理”
这些概念成了苏联、东欧和中国哲学界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
此外，由于这些追随者普遍地信奉洛克式的、以镜式反映为特征的认识论，从而使“客观性神话”
获得了更大的确信度。
在这些追随者中，有哪一位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侈谈“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呢？又有哪一位研究者不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等规律视为铁一般的“客观规律”
呢？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客观性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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