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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只有有感觉、有情感、有强烈的主观创造性的、坚强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和叙述者。
按照尼采的看法，这种抽象的、不以任何研究者的视角为基础的客观性只能是一种神话，而追求这样的客观性也不过是捕捉幻影。
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超越每个研究者的特殊视角的所谓客观性。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按照尼采的理解，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否认有事实存在，坚持存在的只是对世界的解释。
既然世界没有单一的意义，而是有无数的意义，因而，视角主义便追求对现象的多元解释，并坚持认为“解释世界的方法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33]
在尼采之后，进一步参与对“客观性神话”
的解构的，还有胡塞尔。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这样写道：
科学要求具有严格地建立起来的真理，但是这种真理并非总是在那种客观性的意义上被理解的。
那种客观性在方法论方面支配了我们的实证科学，并且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本身的范围，成为支持和广泛传播一种哲学的和世界观的实证主义基础。
[34]
在胡塞尔看来，由于这种对客观性的追求成了一切实证科学的基础，所以实证科学完全舍弃了对人、人的命运和意义的思索：“可以说，实证主义在扼杀哲学。”
[35]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见解，而是对哲学现状，特别是实证主义所蕴含的思想危机的一个极为深刻的评论。
事实上，当人们把这种片面地追求客观性的态度引入哲学史研究领域时，哲学史上关于人、人的命运和意义的探索也都成了无意义的事件。
在对“客观性神话”
的解构中，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德国诠释学（Hermeik）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19世纪的诠释学家已经意识到理解活动中存在着循环现象：一方面，理解者试图客观地理解并解释对象；另一方面，理解者在开始自己的理解活动之前已有先入之见。
为了实现他们内心所认同的“客观性神话”
，他们主张，理解者在开始自己的理解活动之前，必须先清除掉自己的先入之见。
与19世纪的诠释学家不同，海德格尔从其生存论的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指出：这种理解活动中存在的循环现象，不但不是我们应该加以克服的现象，而是贯穿于一切理解活动中的、积极的、本体论的结构要素。
事实上，理解者的“理解的前结构（Vorstruktur）”
是无法加以清除的，至多只能通过批判的反思的方式对这一结构进行可能范围内的调整，要把它完全加以清除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的前结构”
不但不是理解活动的障碍，反而是全部理解活动的前提。
事实上，只有从通过批判加以调整的“理解的前结构”
出发，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的理解活动才成为可能。
在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折”
的基础上，伽达默尔进一步提出了“效果历史”
（Wirkue）的概念，强调理解者绝不可能以抽象的、纯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历史，他实际上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效果历史”
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而进入理解过程中的。
伽达默尔写道：
历史客观主义由于依据于其批判方法，因而把历史意识本身就包容在效果历史之中这一点掩盖掉了。
历史客观主义虽然通过其批判方法从根本上消除了与过去实际接触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但是它却以此安然自得地否认了那些支配它自身理解的并非任意的根本性前提，因而就未能达到真理，实际上尽管我们的理解有限，这种真理仍然是可达到的。
在这一点上，历史客观主义倒像那种统计学，因为统计学正是通过让事实说话、看上去像有客观性而成为最佳的宣传工具，不过，它的这种客观性实际上是依赖于对它的探究的正当性。
[36]
显然，“效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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