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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思辨逻辑是哲学史发展的最终归宿。
作为探索哲学史发展规律的第一人,黑格尔的哲学史观自然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包含着重大的失误。
它一经诞生就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这一挑战首先来自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
叔本华不同意黑格尔把哲学和哲学史理解为纯粹的(即排除一切情感、欲望和意志等因素的)理性思维和概念认识。
众所周知,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经指出:
我们所意识到的情绪、直观、欲望、意志等规定,一般被称为表象。
所以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哲学是以思想、范畴,或更确切地说,是以概念去代替表象。
[26]
在叔本华看来,黑格尔的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
按照他的看法,对于哲学来说,始源性的因素并不是理性思维或概念认识,而是生存意志。
他这样写道:
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的,是作为意志现象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
[27]
也就是说,不是人的理性或认识决定人的意志如何去欲求,而是人的意志和欲求决定人如何去思维、去认识。
这一见解整个地颠倒了全部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从而也抽掉了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基础。
既然黑格尔倚重的理性思维或概念认识只是第二性的、附加性的东西,完全没有触及人的生存中的始源性的东西,那么他的哲学史观也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它的重量,变得轻飘飘了。
稍晚于黑格尔的克尔凯郭尔也向黑格尔的哲学史观提出了挑战。
如前所述,黑格尔视为全部哲学史发展的最终成果的思辨逻辑是以“知性”
(正题)、“辩证的、否定的理性”
(反题)和“思辨的、肯定的理性”
(合题)为核心结构的,但克尔凯郭尔却揭示了人的生存活动中蕴含着的另一种非理性的可能性——不是正题、就是反题,并不存在合题,这也就是他所说的“非此即彼”
(either…or…)。
这里的“非此即彼”
不是黑格尔所批评的旧形而上学的思维态度,而是孤独的个体在生存活动中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合题通常是不存在的。
这一挑战揭示了全部思辨逻辑的局限性,思辨逻辑只是与人的生存活动分离的、抽象思维的产物,它能成为哲学史的最终归宿吗?按照克尔凯郭尔的看法,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在他看来,存在既不能还原为知识体系,也不能归结为逻辑范畴。
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的共同点是通过对意志、情绪等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的强调,对黑格尔的泛理性主义的哲学史观的前提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其次,对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的挑战也来自于人本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没有采取非理性主义的立场,但他却深切地感受到,在黑格尔的哲学和哲学史观中,只有逻辑范畴的演绎,没有人和生命的跃动。
他在致威廉·博林的信中写道:
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哲学面前发抖,正如生命在死亡面前发抖一样。
……这是彩蝶在蛹虫面前的战栗。
[28]
费尔巴哈拒绝了黑格尔对哲学史的诊断,表明哲学史不可能在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中终结,哲学史的真正出路应该是人本主义:
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本学连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
[29]
尽管费尔巴哈的“人”
因缺乏社会联系而仍然是抽象的,但他毕竟像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一样,揭示出了哲学史演化的不同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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