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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ofproblemsphere）。
其含义是：任何一种理论，如果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原来所蕴含的元问题被一种新的元问题所取代，这里涉及的就是“问题域的转换”
，它意味着旧的理论和旧的问题域已经被新的理论和新的问题域所取代，意味着理论上的革命。
然而，必须指出，这种理论上的革命通常是从对旧问题域的具体问题、基本问题和元问题的逐层反思而开始的，其根本标志则是旧问题域的元问题遭到怀疑、批判，并被新的元问题所取代。
但是，新问题域的确立并不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突然的“断裂”
关系，而是一个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的“转换”
过程。
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任何新的元问题和新的问题域建立起来的时候，其基本问题层和具体问题层仍然会与旧问题域的基本问题层和具体问题层纠缠在一起。
只有把“问题域的转换”
理解为一个完全自觉的过程，并努力地创制新的术语和严格地限定旧术语的含义及使用方式和范围，“转换”
过程才能以比较彻底的方式进行。
我们提出的第六个阐释性的概念是“转换的起始点”
（thestarting-pointoftransformation）。
正如我们已经在上面指出过的那样，从一个问题域向另一个问题域的转换表现为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单纯量变的过程，而是蕴含着质的变化，这一质的变化的标志就体现在转换点上，而转换的起始点也就是旧的元问题被抛弃，而新的元问题被确立的那个关节点。
既肯定问题域的转换是一个过程，又肯定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象征质的变化的转换起始点，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阿尔都塞的简单化的“决裂”
论。
我们提出的第七个阐释性的概念是“术语更新”
（terminologiewal）。
无数事实表明，在问题域的转换中，适用于旧问题域的一些理论术语在新的问题域中并不会完全消失，而新问题域为了与旧问题域划清界限，也不得不创制一些新的术语。
这样一来，术语更新就获得了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旧术语内涵的变化，当某些旧术语在新的问题域中出现时，我们千万不能望文生义，而是要深入地探讨同一个术语在旧问题域和新问题域中的不同的意义；二是创制新的术语。
记得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版序言中曾经说过：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
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75]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
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
[76]
如果说，化学、政治经济学这样的科学都存在着术语更新的话，那么哲学理论上的革命自然也无法逃避这个问题。
要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要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不对马克思新创制的术语和他继续沿用的黑格尔的术语的内涵做出具体的分析。
假如这方面的分析是缺席的，我们的理解将是肤浅的、简单化的。
应当看到，以英国学者柯亨（G.A.）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AnalyticalMarxism）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借鉴。
我们提出的第八个阐释性的概念是“含义差异”
（differenpli），即同一术语在不同的使用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含义上的差别。
探讨含义差异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分析同一个术语在被同一个理论家在不同场合和不同历史时期使用时含义上存在的差异；二是分析不同的理论家在使用同一个术语时赋予它的不同的含义。
总之，在规范性的理论研究中，对一些反复出现的、重要的理论术语的含义差异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下面，我们试图运用这些阐释性的概念，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论关系做出总体上的、非比喻性的说明。
黑格尔作为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包罗万象的哲学理论植根于极为丰富多彩的知识基质。
在这些知识基质中，我们只限于指出以下三项最重要的内容：一是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到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发展中所蕴含的知识论哲学传统；二是促使黑格尔关心需要、劳动、异化等问题的英国经济学；三是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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