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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抽象思维时滑向另一个极端，即沉湎于感性直观，但他所理解的“感性”
并不是实践活动意义上的感性。
马克思还进一步阐发了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18]这就又一次启示我们，所谓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
，即直观的唯物主义绝对不可能成为通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桥梁。
现在，需要进一步加以追问的是，究竟马克思是从哪个传统、哪些哲学家那里接受了“实践”
概念，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呢？我们知道，正统的阐释者们在提到马克思的“实践”
概念的来源时，常常追溯到青年黑格尔派，并由此而上溯到费希特的“行动哲学”
。
据奥古斯特·科尔纽的考证，在青年黑格尔派的阵营中，是奥古斯特·冯·契希考斯基在《历史哲学引论》中最先提出了“实践”
概念。
在该书中，契希考斯基曾经写道：“实践的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实践哲学，它对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最具体的影响，真理在具体活动中的发展，——一般说来这就是哲学的未来的本分。”
[19]在科尔纽看来，尽管契希考斯基比马克思更早地意识到了“实践”
概念的重要性，并率先使用了这个概念，还把它与费希特的“行动哲学”
贯通起来，但“像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一样，契希考斯基不是把实践看做目的在于直接地实际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活动，而是看做一种批判，这种批判应该通过对现存制度的原则上和理论上的否定来改变现存制度”
。
[20]事实上，当时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实践”
概念的。
布·鲍威尔在1841年3月31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也曾经表示：“如果你想要献身于实际的事业，那将是不智的。
理论现在是最有力的实践，而我们还完全不能预见，它将在怎样广泛的意义上变成实践。”
[21]总之，这种马克思后来称之为“理论范围以内的实践”
[22]并不是马克思所使用的“实践”
概念的来源。
应该看到，马克思的“实践”
概念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康德以来的伟大的思想传统。
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已全面地阅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实践的智慧”
（phroi）的概念，主要指涉人们在政治、道德方面的行为。
在亚氏之后，康德明确地区分了理性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理论理性”
（dietheoretisft），它以现象界的诸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关涉到自然必然性；另一种是“实践理性”
（diepraktisft），它以本体界的道德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关涉到自由。
实际上，马克思的“实践”
概念直接源自对康德的“实践理性”
概念的批判和改造。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们前面提到的契希考斯基的“实践的哲学”
、布·鲍威尔的“理论实践”
和费希特的“行动哲学”
也都是康德的“实践理性”
的余绪。
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去理解并阐释康德的这一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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